湘潭市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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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税务总局


盐税稽征管理试行办法
财政部税务总局



根据1997年9月8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的财政规章目录（第六批）的通知废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盐税条例（草案）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盐税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制定本试行办法。
凡盐税的稽征与管理，均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盐税条例（草案）》、《盐税实施细则》和本试行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条 盐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纳税单位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的，以银行收到货款划入企业帐户的当天，为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纳税单位采用其他结算方式的，以企业发出盐的当天，为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移用减免税盐的单位，在改变用途的当天为补缴盐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动用储备盐的单位，在动用环节的当天为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从国外进口原盐的单位，在海关报关的当天，为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第三条 纳税期限，按照纳税单位缴纳税款数额的大小，由当地税务机关依照《盐税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分别核定，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四条 纳税单位按期计算缴纳税款的，于期满后三至七日内报缴税款。按次计算缴纳税款的，于纳税义务发生后三日内报缴税款。纳税期中如遇公假日，可以顺延。
第五条 纳税单位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会计制度，设立专职或兼职的办税人员，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纳税事项。按期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盐的生产、入坨、运销报表和财务会计报表等有关资料。

第二章 征收管理
第六条 纳税单位在办理税务登记后，当地税务机关根据纳税单位的实际情况，逐户进行纳税鉴定。内容包括：产品名称、主要生产过程、销售方式、结算方式、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税款报缴期、适用税额、交库方式等。
纳税鉴定后，税务机关要对纳税人定期进行纳税辅导。
第七条 纳税鉴定由县（市、区）税务机关核准后即可生效。填写纳税鉴定表一式三份，纳税单位和征税机关各保存一份，专管员保存一份。
第八条 纳税鉴定核准后，如遇下列情况，税务机关要及时进行修改或补充：
一、税法变动或适用税额调整；
二、原纳税鉴定填写不详、不清、不完整或发现错误；
三、纳税单位生产经营或纳税方式发生变化。
第九条 盐场（厂）和运销单位销售盐时，应先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运单等资料，并办理纳税申报手续，方准许出场（厂）或出坨。运输时，需持盐场（厂）和当地税务机关填发的发货票、《盐准运证》随货同行。实际运输数量必须与《盐准运证》所填数量一致。运到止运站后，购盐
单位必须于三日内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报验。
第十条 为保证食盐供应，盐业经营单位应保持一定的食盐库存量。对以减税盐抵作食盐销售的，应及时向当地税务机关报告，办理补缴盐税手续。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对纳税单位要定期进行纳税检查。检查内容包括：盐的产量、销售量、库（坨）存量、使用量、损耗、纳税金额、自用盐消耗量、职工免税食盐供应量以及有无自行改变减免盐税用途等。
税务机关进行纳税检查时，纳税单位应按照规定提供有关资料及情况。

第三章 减税盐
第十二条 酸碱、制革、肥皂和饲料工业所需的减税盐，按照盐务总局下达的工业用减税盐的计划和用盐单位的生产计划及用盐计划报企业所在县（市、区）税务局，经审核批准后方可供应。
第十三条 畜牧用盐、农业用盐、渔业用盐减税供应的定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按照定额供应减税盐。
第十四条 税务机关对使用减税盐的单位要建立减税盐的审批、登记、检查、核销等有关制度。
第十五条 经批准经营和使用减税盐的单位，购盐单位应先向当地税务机关提出购盐申请计划，经批准并发给统一规定的减税盐《购盐证》后，凭以向指定的盐业经营单位或盐场（厂）办理购盐手续。
盐业经营部门及使用减税盐的单位，经批准直接向盐场（厂）购盐的，以当地税务机关领取的《购盐证》报盐场（厂）所在地税务机关，经复核批准后，换发给减税盐《盐准运证》，凭以向指定的盐场（厂）办理购盐、发运手续。运达后三日内，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验。
第十六条 使用减税盐的单位，对减税盐必须集中储存，建立帐册，认真记载，保证专用，不得擅自出售、借用、转让或改变用途。按照规定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使用减税盐的“购进、消耗、结存”报表，并定期申报核销。对超耗部分，税务机关应视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当生产的产品
和业务经营情况发生变化时，在变动后一个月内，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变动情况。
第十七条 使用减税盐的单位年度终了时的库存盐，可结转下年使用。由于改变产品或改变经营而未用完的存盐，经税务部门审核后，由盐务部门负责处理。并报当地税务机关办理补缴盐税手续。
第十八条 盐场（厂）以自产盐充作减税盐自用，必须报经税务机关批准。否则，照章纳税。
第十九条 税务机关对盐业经营单位及使用减税盐的单位用盐情况有权随时进行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必须据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

第四章 免税盐
第二十条 经营出口盐的单位，在储存和办理出口时，须将盐出口计划的盐类、数量、结算价格等资料报送盐场（厂）所在地及出口口岸所在地税务机关，经审查核实后方准免税出口。
第二十一条 经营出口盐的单位将出口盐改变用途时，必须事先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申报手续。并按原产地规定税额补缴盐税。
第二十二条 对盐场（厂）职工免税供应食盐的范围，只限于本场（厂）内职工本人与随同在场（厂）居住的家属。其他一律不得供应免税食盐。
盐场（厂）应按期将本场（厂）享受免税盐的职工和在场（厂）同居家属人数及盐的供应量报送当地税务机关审批后，方可供应。
第二十三条 盐场（厂）职工免税供应的食盐，只限于本盐场（厂）产制的盐种，不允许盐场之间互相调拨、交换或运出盐区。否则，应照章纳税。
对盐场（厂）职工食盐免税供应的数量，生产海盐、湖盐的职工及家属每人全年供应8公斤，生产井矿盐的职工及家属每人全年供应6公斤。

第五章 储备盐
第二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国家的储备计划，下达各地的储备盐分储计划，须同时抄送同级税务机关；产区将储备盐按计划调往储存地时，由产地税务机关开出储备盐调运通知单，通知存放地税务机关。储备盐经管单位调运的储备盐在调入储备地区后三日内须向当地税务
机关报验。
第二十五条 经管储备盐的单位动用储备盐时，须经轻工业部盐务总局批准。同时报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
经管单位动用的储备盐，按原产区税额向存放地税务机关缴纳盐税。如果对储备盐的产地划分不清，按购进盐的最高盐税额缴纳盐税。
第二十六条 补充储备盐时，经管单位应将储备盐的实际数量、盐库地址、产区等情况报告存放地县（市）税务机关。产区基层税务机关根据上级通知方可准予免税启运。
第二十七条 在销区存放的储备盐，在储存和移运过程中都必须与经营盐严格分开，要设立专门会计科目记载，专仓储存，不准以任何借口挪用、借用、转移或用储备盐抵顶经营盐。当地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动用储备盐时在存储过程中的消耗，按中国盐业公司规定的定额（不包括途耗）向税务机关核销。超额部分，经当地税务机关核实，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准予核销。否则，应照章纳税。

第六章 盐税违章案件
第二十九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作为盐税违章事项：
一、未经盐务部门批准和向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而擅自制盐、捞盐的；
二、未按规定办理纳税手续，而擅自运盐或贩卖未税盐、减税盐的；
三、未经税务机关批准，将减税盐私自销售、转借他人使用或改变用途的；
四、未经税务机关批准，将出口盐改变用途或在国内销售的；
五、私分、偷盗、哄抢、强抢或馈赠未税盐、减税盐和用未税盐、减税盐进行以物易物的；
六、未缴纳盐税而擅自挪用或销售储备盐的；
七、未持有《盐准运证》或《购盐证》的运输单位和个人，为购盐单位或个人运盐的；
八、超标准多贴耗盐的；
九、盐业运销单位、公收单位未经批准擅自放销盐的；
十、其它未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的事项。
第三十条 查获盐税违章案件应补税额和罚款，按产地税额计算；无法区分盐的产地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盐税条例（草案）》规定的最高税额计算。
第三十一条 税务机关处理的盐税违章案件所处罚款、罚没物品以及抵押用品，均应开给正式收据。
第三十二条 盐税违章案件的查缉和处理由税务机关负责。公安、工商、交通等部门要积极配合。税务机关在集中产盐区应酌情建立缉私专业队，设立检查站，配备缉私人员。

第七章 罚则与奖励
第三十三条 对于下列情况，税务机关可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减税盐使用范围和有关规定的；
二、拒绝税务机关检查，隐瞒谎报和拒绝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的；
三、对减税盐保管不善、损失、丢失、浪费严重，财务管理混乱的；
四、未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手续的；
五、盐业产、运、销部门不按规定产、运、销盐的。
第三十四条 盐税违章案件的补税及罚款，应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将罚没有抵押的盐、运输工具和其他物品变价抵缴。
无主盐及运输工具，经公告十天后无人认领，由税务机关没收。
第三十五条 凡屡次或有组织的合伙运售未税盐以及态度恶劣者，除加倍处罚外，并没收其盐与自有的运盐工具。如不属于自有的运盐工具经查明系知情同犯者所有，得一并没收。凡以暴力抗税者，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六条 贩运或售卖违章的盐，除照章补税外视情节轻重处以应补税款五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章案件罚款及没收物品变价款，除依法补交盐税，如数上缴国库外，其余部分作为罚没收入由税务机关掌握。用于发给案件告发人奖励金、发给协助缉私单位的办案费用补助和补充税务机关的盐税稽征管理费。
发给案件告发人的奖励金按其贡献大小，在每案罚没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内掌握。但最多不得超过一千元。
对有特殊贡献的案件告发人，可以报经省以上税务机关特案批准，奖励金不受限额控制。
农村社队等集体所有制单位协助破案的，按其贡献大小，酌情发给奖励金。但每案最高金额不得超过一万元。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有关纳税申报表、购盐证、盐准运证等，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统一制定印发。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可根据本试行办法的规定，制定补充办法。
第四十条 本试行办法自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起执行。



1985年7月19日
　　　　　　　　　　　　　英美银行破产法述评
　　　　　　　　　　　　　　　　　－－以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为中心

　　内容提要: 银行业的特殊性、传统的公司破产程序的缺陷以及政治因素是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的政治因素系根源于银行业、监管机构与政治家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同时，历次的金融危机也逐渐地推动这一制度的演进与发展。目前，世界各国适用该制度处置“问题银行”已成为各国银行破产立法的趋势。该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银行的资产而且具有较好的实施效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削弱了市场机制对银行的约束、增加了银行的融资成本，而且程序方面的正义与公平性亦相对缺失。实践中，行政机关所主导的银行特殊破产程序，以行政重整为特色，从而弱化了法院、债权人以及债务人的地位。英国、美国的银行特殊破产制度各有利弊得失，我国应当在充分借鉴两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发起标准和适用范围，建立有效的机构间协调机制，并为银行利益相关方提供相应的救济。


　　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银行破产，这也促使各国对其银行破产法进行变革。银行破产制度包括普通银行破产制度和银行特殊破产制度。前者指银行破产适用公司破产规则。[1]而后者则为银行破产制定不同于公司破产的特殊规则和体系。金融危机后，实行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俨然成为各国的立法趋势。危机前，许多国家根据公司破产制度来处置银行破产问题。[2]危机后，部分原先实行普通银行破产制度的国家[3]也引入了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从全球来看，英国和美国已成为实施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典型国家，引导了银行破产制度的潮流。然而该制度亦有不足之处，其立法依据更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有鉴于此，本文以英美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为中心，分析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成因、特点及实施效果，以期对中国正在制定中的银行破产条例提供参考。
　　一　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兴起
　　银行特殊破产[4]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于19世纪初就出现了适用于银行的特殊破产规则。[5]当时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盛行使银行的特殊破产规则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后，美国制定了银行特殊破产制度，此后，许多国家纷纷引人银行特殊破产制度。银行业的特殊性以及破产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被认为是引入该制度的重要原因。此外，公司破产制度的不足、政治家和监管机构的推动也促进了该制度的发展。
　　（一）公司破产程序适用于银行破产之不足
　　学者们认为普通的公司破产制度缺乏专业性、程序拖沓、难以遏制欺诈，从而无法有效应对银行破产问题。[6]普通公司破产制度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性而无法有效处置银行破产问题。公司破产管理人和清算人也难以承担银行破产的任务。[7]此外，公司破产程序下，存款人通常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重新获得资金，这削弱了存款保险的作用，存款人仍然有足够的动机去“挤兑”银行。英格兰银行甚至认为：普通破产程序增加了银行破产的损失。[8]
　　另外，普通公司破产制度无法有效处置因其高管欺诈而导致的银行破产问题。实证研究表明，部分破产银行存在内幕交易或欺诈行为。[9]普通破产程序难以在早期阶段发现银行欺诈问题，如“巴林银行”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破产都涉及管理人员的欺诈。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使监管机构能快速地对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作出反应，如美国最高法院1942年确立的杜梅原则（D’ Oench, Duhme）有效地遏制了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
　　（二）政治家和监管机构的推动
　　政治家和监管机构共同推动了银行特殊破产制度。实行特殊破产制度的国家，监管机构通常享有更大的权限；而实行普通公司破产制度的国家，监管机构的作用相对较小。公共选择理论为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盛行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
　　1．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基于理性人自利的假设，将法律的制订作为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10]该理论将“立法”类比为“商品”，出价最高的集团将获得这一“商品”。[11]利益集团通过外围活动影响立法，以便通过对其集团更为有利之规则。笔者认为，银行领域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监管机构、央行、存款保险人、社会公众、财政部以及被监管银行。[12]相比其他组织，监管机构和银行拥有信息和组织上的优势。当监管机构与银行的利益一致时，制订的银行法往往保障了银行家和监管机构的利益。[13]当二者存在利益冲突时，行动和组织更有效率的利益集团则在银行规制的角力中胜出。换言之，作为政府机构，监管机构比银行业更能达成统一行动。与普通银行法规则相比，银行业更难游说政治家制定与通过对其有利的破产规则。
　　2．监管机构与政治家的利益驱动
　　任何机构都趋向机构预算最大化、利益最大化。[14]监管机构和政治家也寻求从利益集团获得的政治支持实现最大化。政治家和银行监管机构的命运与银行业的稳定密切相关。政治家从银行业获得大量的竞选经费，并会因银行的破产遭受批评，进而导致选民的流失。监管机构也会因银行破产而引发的金融动荡和纳税人的损失而被问责。政治家以及监管机构将银行破产的原因归结为银行业的不稳健行为，强调制订特殊的破产规则以遏制银行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政治家和监管机构在制订银行破产规则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他们倾向于将银行破产的损失转嫁给第三方。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改变了银行规制立法中的力量对比。金融繁荣期间，银行破产问题通常无法成为政治家关注的议题。而金融危机迫使国家动用大量公共资金来拯救银行。政治家倾向于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以避免因公众指责而影响其政治命运。监管机构处于金融危机处置的最前沿，其掌握金融危机的扩散范围以及后果的相关信息。[15]危机时刻的监管机构通常承担着起草银行特殊破产规则的角色，这使得立法机关缺乏足够的时间和专业性来审查监管机构的草案。金融危机削弱了银行家的声誉和实力，也削弱了其在金融监管和破产规则制订中的作用。危机前，银行家能有效地“俘获”监管机构，监管规则能实现银行家的利益最大化。而危机通常扩张了监管机构的权力，如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银行危机后则赋予监管机构“迅速干预的权限”;2009年的危机又促使国会在2010年通过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Act, 2010 ），许多国家的金融法改革方案都呈现出此种趋势。监管机构开始有能力决定银行家的命运，银行却难以再“俘获”监管机构。
　　二　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之特点
　　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与公司破产制度有着明显差异，胡普克斯（E. H. Hupkes）教授将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特殊性总结为破产发起标准和程序上的差异。[16]笔者认为，破产发起和程序的特殊性分类略显粗糙。总的来说，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特殊性表现如下：
　　（一）银行破产目标
　　银行破产的目标是判断银行破产制度效果的重要标准，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对银行破产所要实现目标的看法。2007年金融危机前，许多学者认为银行破产目标与公司破产目标并没有明显差异。如胡普克斯教授和古德（R. M. Goode）教授认为：银行破产是为了拯救银行、保护公司资产；债权人之间合理分配财产；找出破产原因，追究相关责任人。[17]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除了上述目标之外，应该兼顾社会整体利益，避免“系统性风险”。[18]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正了其对银行破产目标的陈述，认为银行破产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19]部分国家修正其银行破产法时吸收了这一目标，如英国2009年《银行法》规定：“银行破产主要为了加强金融体系稳定、保护公共信心、保护存款人和公共资金”。虽然英国认为上述目标不分优先次序，但相关机构显然将金融体系稳定作为了首要目标而忽视了保护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利益这一目标。这将影响银行破产方案的选择，也通常会造成银行股东、高管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损失。
　　（二）破产发起的特殊性
　　1．发起标准的特殊性
　　公司将“流动性”或“资产负债表”作为破产发起的标准，而银行主要适用“监管性”标准。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适用公司破产标准将延迟对问题银行的处置，这将威胁到公共资金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监管性”标准之下，监管机构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如银行的非审慎行为或违反监管指令都可能导致破产程序的发起，这对银行股东或高管有着巨大的震慑作用。
　　2．发起人的特殊性
　　债务人或债权人可以发起公司破产程序；而银行特殊破产制度则限制了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在发起程序中的作用。美国、德国、卢森堡和奥地利等国甚至规定“只有银行监管机构才可以成为银行破产程序的发起人”。英国在2009年《银行法》通过之前，《公司破产法》（1986年）规定银行或债权人都可以发起破产程序。2009年《银行法》彻底排除了债权人和银行作为破产发起人的地位，而把这种角色赋予了金融服务局、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
　　（三）适用行政重整程序
　　适用行政重整程序是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重要特征。[20]根据法院在重整程序中的作用，可以分为司法重整与行政重整程序，行政重整是与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相适应的程序。
　　在美国的银行行政重整程序中，法院基本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英国银行破产法糅合了行政重整和司法重整的精华，其规定，进人破产程序之前，可适用“特殊处置机制”，相关机构可以直接对问题银行财产或股权实行转移、国有化等措施而无需法院同意；而在银行破产和管理时，法院则会有限度地介入，如颁发清算令和管理令。
　　伍德（Philip R. Wood）教授认为，行政重整能维护市场信心和保护消费者。[21]公司重整程序之下，企业通常继续营业；而银行则不应在重整期间继续吸收存款，应该被取消执照。[22]市场信心对拯救问题银行有着重要意义，司法重整程序通常程序拖沓，容易削弱债权人和存款人的信心，进而影响重整的效果。而行政重整能够快速对危机进行反应，及时处置银行资产和债务，有利于保护消费者，避免危机的蔓延，因此行政重整在危机时比司法重整更为有效。
　　行政重整更适合实现银行重整目标。公司重整为了增加公司的整体利益，以期能摆脱经济困境。[23]不成功的公司重整通常损害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主要涉及私人利益层面。而银行重整主要在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不成功的银行重整可能危及其他银行，产生系统性风险，银行重整更多涉及公共利益。司法重整更多关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为相关方提供必要的保护，然而却削弱了监管机构对问题银行的控制；行政重整则简化了程序，虽不利于保护无担保债权人或债务人，但却更能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四）行政机关角色的强化
　　1．行政机关的角色不同
　　公司破产时，国家在破产程序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国家却在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银行、财政部、存款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在银行特殊破产程序中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发起破产程序前，监管机构对银行进行干预，避免破产或提前发起破产程序；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功能，为陷入暂时流动性困难的银行提供短期支持；财政部则在特定情形下，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以避免金融体系崩溃。[24]破产程序中，监管机构承担了更多的职能：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同时身兼存款保险人、监管人、清算人和管理人多重角色。在破产程序结束后，监管机构则履行其他职能，如追究破产银行董事的个人责任，其他相关方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2．管理层地位的削弱
　　公司破产时，债权人主要通过管理人对公司进行控制，管理层仍然可能控制企业，债权人的角色相对较弱。[25]银行破产时，管理层的地位通常得不到保障，监管机构任命的管理人将直接取代原先的管理层。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在特定条件下，直接开除问题银行的管理层。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下，管理层的利益更容易遭受损害。此外，银行管理层比公司管理层所要履行的义务更为严格。在美国，银行董事更容易构成重大过失而承担个人责任；在瑞典，如银行董事没有及时向监管机构汇报银行状况，则可能因银行破产而承担个人责任；在特定情形下，银行股东也可能承担双重责任，上述情形构成了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
　　（五）抵销、担保规则的特殊性
　　破产中的抵销可以降低风险、信贷成本和交易成本，确保部分债权人的债权的安全性。[26]然而抵销对于破产债务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降低了破产债务人所能获得的资金，可能使拯救公司的目的落空。此外，抵销甚至优先于有担保之债权，其作用相当于非公开的担保，这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权益，与公平分配债务人财产的原则相冲突。
　　在银行破产程序中，当其他金融机构成为破产银行的债权人时，通常允许此类债权人与破产银行债务相互抵销。欧盟的《金融担保指令》和《金融机构破产和重整指令》规定了对破产银行的抵销权。抵销增加了银行参与跨国金融交易的安全性，避免了因抵销规则的差异，而使与破产银行的关联方利益陷人不确定之境地。更为重要的是，允许破产银行的抵销也起到了保护存款保险人和降低中央银行损失的作用。当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时，由于被救助银行通常提供高质量的担保，允许抵销能够保护中央银行资金。而存款保险机构支付了保险金后，如果允许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相互抵销也将大大降低存款保险的风险。
　　三　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之评价
　　（一）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之优势
　　与公司破产制度相比，银行特殊破产制度更有利于保护银行资产，并且程序便捷，更具有专业性。
　　1．保护“问题银行”的资产
　　“监管性”破产标准和监管机构排他性破产发起人的位置有利于保护银行资产。允许普通债权人发起破产程序，即便破产申请最终没有成功，也可能损害银行信誉和市场信心，导致银行“挤兑”。这不利于保护银行资产，将损害债权人的总体利益。有学者认为，即便允许债权人发起破产程序，因债权人相对分散，也难以采取一致行动。[27]债权人发起制度虽然有潜在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在现实中却难以发生，事实上，即便这种风险较小，一旦发生则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应当通过立法消除此类隐患。
　　2．快速处置问题银行
　　银行资产具有高度的挥发性，其资产需要短时间内被处置或找到收购方。而公司破产程序下，司法机关参与过多，将导致程序上的拖延；而银行债权人众多，适用公司破产程序则会延缓对问题银行的处置。特殊破产制度赋予相关机构大量的权限，以便其对银行进行快速处置。如监管机构可以开除银行高管、任命管理人、接管人并对银行资产进行处置。监管机构对银行任命管理人或接管人时，法律规定可以不举行听证会。此外，特殊破产制度限制了司法机关的角色，法院对监管机构决定实行有限的司法审查。如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FDICIA）就限制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时限。对法院的角色限制，使监管机构能快速对银行进行处置，此种速度上的优势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处置金融危机优势较为明显。
　　3．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