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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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05]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林业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林业局，内蒙古森工集团，龙江森工集团：
为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规范和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和《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管理办法》，特制定《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管理办法》，现印发各地和有关单位执行。
２００５年各地和有关单位申报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一律按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附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件: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规范和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以下简称“补助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和《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补助费是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专项经费。
第三条 林业有害生物是指危害森林、林木和林木种苗正常生长、造成灾害的病、虫、鼠（兔）和植物等。林业有害生物种类主要包括：松材线虫病、椰心叶甲、杨树蛀干害虫、红脂大小蠹、森林鼠（兔）、美国白蛾、萧氏松茎象、松毛虫、日本松干蚧、松突圆蚧、薇甘菊等。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是指对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预防和除治。
第四条 补助费的安排使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地方投入为主，中央补助为辅；
（二）优先治理危险性和潜在危害大的种类；
（三）突出生态区位，适当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四）鼓励使用无公害防治措施。
第五条 补助费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购置药剂、药械、工具的开支；除害处理的人工费补助；治理区发生检疫检验的材料费、小型器具费。
第六条 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时，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会同林业局，联合向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上报补助费申请报告和防治预案。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由国家林业局向财政部申请补助。
防治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灾害名称、受灾面积、区域范围、严重程度、原因分析、防治措施、自行治理及自筹资金落实情况等。
第七条 国家林业局根据林业有害生物测报点监测预报的灾害情况，对各地和有关单位报送的防治预案进行审核，灾害严重，确实需要中央财政给予补助的，向财政部提出补助费分配建议。财政部对各地和有关单位报送的申请报告以及国家林业局提出的分配建议进行审核后，确定补助方案，按照预算级次下达补助费，并抄送国家林业局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
第八条 补助费采用因素法进行分配。首先根据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危害面积等系数确定中央财政是否给予补助，当总评定系数大于或等于５５时，再通过相关系数计算补助费的安排数额（详见附１、附２）。
第九条 根据中央财政安排的补助费数额，各地和有关单位可结合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情况，统筹安排资金。各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补助费使用范围安排使用资金，专款专用。购买列入政府采购目录的物品，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政府采购。
第十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补助费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截留、挤占、滞留、挪用补助费的单位和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财政部发布的《林业病虫害防治补助费管理规定》（财农２００２６９号）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各省（区、市）财政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
附： １、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系数表
２、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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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负面影响
伊利集团律师事务部 范志彦
内容提要：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定的治国思想，“性善论”则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儒家的思想统治之下，“人性善”经过几千年的露晒逐渐积淀于整个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和价值形态之中，并对现今的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性善论”为皇权所用造成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及“性善”导致人格不独立严重阻碍了现今的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推进中国现代法治进程，在批判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必须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
关键词：性善论 权力制约 泛道德主义 法治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把儒家思想作为法定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其关心的问题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1]“ 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其不但对心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的法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沉淀给现今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至今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及价值形态中仍留有“人性善”的痕迹，这种法律价值心态对现今的法治是极为不利的。
一、“性善论”思想的演进及表征
“性善论”从道德与伦理角度探讨了人性的问题,它的提出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性善论”的内容特征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的要求，其理论本身的不科学性决定了其负面作用在所难免。
（一）“性善论”的提出及历史背景
“性，从心，生声”。[2]在中国古代，“性”就是“生”，即“人之初”的“生”。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意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大致相近的。孔子没有明言性善还是性恶，为其后人向不同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孟子继承孔子，首创“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4]孟子进一步认为善有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5] “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6]关于人为什么为恶，孟子认为一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主观上是否有向善的愿望。二者之中后者是最重要的，所以孟子特别强调个人加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孟子在“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性善论”的顶峰，也是其终极目的。
孟子之所以从人性入手“正人心，息邪说，拒?行，放淫词”[7]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剧变的历史现实，激烈竞争的政治形势要求哲学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相对自由的理论环境，严峻的思想理论竞争要求诸子百家只能以理论的深刻性解释现实、探讨现实以立足于众学说之中。道德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人既是道德的主体，也是道德的客体，因此，深入到道德的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可避免的要从人自身入手，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需要。
（二）“性善论”的发展
“性善论”大致贯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史。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基本都持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之后，汉董仲舒认为善与性有一定距离，但他并不否认人人都有善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8]尽管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所谓天命之性是 “理”，“理则无有不善”[9]，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之处，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10]明代大儒王阳明虽为心学家，但也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11]由此，儒家学说虽历经两汉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变迁，然而儒学者在“人性本善”的倾向上却没有改变。宋代《三字经》开篇就将“性善论”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并将其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从宋开始，“性善论”不仅为士人所接受，并已深入一般民众的心里，进一步形成了价值意识形态。
（三）“性善论”的特征
孟子提出“性善论”在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重视,但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巩固，儒学成为显学，“性善论”逐渐被重视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这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又必然联系的。
1、“性善论”中的“善”是一种价值或更精确的说是一种价值体系。“性善论”中的“善”可分为三个层次，“‘善’首先指的是仁、义、礼、智诸德行和符合它们的德行。其次，‘善’指的是人的优秀性。最后，‘善’指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12]第一层是基础，仁义道德是唯一的“善”，其他的“善”只能是对它的引申、补充。第二层内涵是对第一层的补充，仁义礼智之所以谓“善”，是由于它是人类的优秀性和应具德性。由于它，人才与禽兽动物区别开来。第三层是对前两层的引申拓展，道德之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满足人们的需要。
2、强调尽心知性。“性善论”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的同时，认为人有不善的原因即外部环境和自身主观愿望的影响。为了能使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发展，“性善论”强调道德修养，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3]道德修养从良心、善端开始，向着仁义礼智诸善德和君子圣人的人格这一目标迈进。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
3、强化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最早的典籍中就出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4]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5]“性善论”强化了孔子的宗法理论，说明了人之所以成为人和人的价值所在。后来，视人伦为人的本性的思想被宋理学吸收，完善为封建的伦理纲常思想。
二、“性善论”对现今法治的负面影响
儒家“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无疑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16]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善恶作为人们的价值评判是社会的概念。“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质是把后天的概念用到先天的属性上去，即把人的社会属性的善恶移到人的自然属性上，因此，“性善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一）“性善论”为皇权所用，致使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性善论”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性善论”自然也为皇权所用，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君主应该用礼乐教化来达到美政善治的目的，否则，上天就会收回赋予君主的权力。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性善论”本身的理论主张及客观上儒学的倍受推崇，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而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如此民众才是温顺的甚至是麻木的，封建统治才会永固。“性善论”为皇权所用是其自身的悲哀。“性善论”为政治上的皇权至上提供理论支持，却使披着权力外衣的政治迷信盛行，官本位四处泛滥。“性善论”对皇权一边倒的高扬造就了皇权无视百姓生存的基础习性，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也不必制约（事实上渐渐无法制约）。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从而贻误了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古代曾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但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如此何谈法治。
现今，人们已经意识到司法权不受制约会产生腐败。公安、检察、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相互制约，同时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的监督权。在行政权上，在规定复议制度的同时，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规定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同时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但是，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从理论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无论如何也不会为恶，人民代表大会怎会残害自己的人民？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否是残留在人民思想意识中对善的一个幻想，民众仍希望有一个机构在拥有最高权力的同时又要有恒久的善而不致腐败。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曾指出，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不少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正确的实际上是违法的监督。例如某县法院于1986年以诈骗罪判处某罪犯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赃款6000元依法没收上缴财政。该犯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经有关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检察分院分别复查，均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1994年，该县人大常委会却作出决定，撤销县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判决，宣告该犯无罪，将被没收的6000元退还该犯。除此以外，还有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等情况。这些以监督名义代替法院审判工作的违法事例，在全国并不少见，这实际是在法院之上又有了一个审判机关，这与司法独立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可见，在我们法治的周围，仍存在一定的权力真空。对一些机关的权力制约不健全，使其仍有滥用权力的空间和侵犯个体权利的可能。所以，推进法治，必须健全对权力的制约机制。
（二）“性善论”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治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17]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泛道德主义对法治建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它造成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从而助长了司法腐败。“人性善”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个人的道德需要和精神鼓励，却蔑视物质利益，忽视了个人主义，个人情欲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制衡与冲突作用。以司法官员的廉政建设为例，廉政办法中多是道德层面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塑造廉政形象，奖励多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这样忽略了司法官员的其它需要，甚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司法官员有道德要求，但这种需求以生存为基础。“性善论”主张人的道德存在高于生命的存在，“君子忧道不忧贫”。[18]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又如何去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呢？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就不可避免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做道德楷模，另一主面却不得不用低薪奉养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个人的情欲主义无法满足，也就无法确立司法从业人员的崇高社会地位。所以，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把法官的道德需要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性善论”导致人格不独立，影响了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9]。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0]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性善论”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封建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21]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三、合理借鉴西方法文化，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22]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23]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可能就不配称作法律，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性善论”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再次，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24]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封建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性善论”等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使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落实到实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我们要依据国情，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总之，中国法治应具有中国特色，应具有国人易于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法治的进步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导论第1页。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专利申请受理工作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地方知识产权局、各专利代办处：
现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专利申请受理工作规程》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七年五月十六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专利申请受理工作规程
为规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以下简称代办处）专利申请受理工作，依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审查指南的规定，特制定本规程。
代办处在从事专利申请受理工作中，应当遵守相关保密规定，优质、高效地完成专利申请的受理工作。
一、总 则
（一）专利申请受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受理并审核专利申请文件。
代办处对收到的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专利申请应确定申请日、给予申请号并发出受理通知书。
对申请人提交的费用减缓请求进行审查，确定准予减缓的比例，发出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
2．完成专利申请的数据采集工作。
3．转交专利申请文件及传输专利申请数据。
按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以下简称专利局）受理处以挂号邮件的方式转交专利申请文件、传输专利申请数据。邮寄申请文件和传输数据应确保不发生丢失或泄密。
4．完成与专利申请受理有关的管理、统计工作。
5．完成专利局委托的与专利申请受理有关的工作。
（二）专利申请受理范围
1．可以受理的专利申请文件
（1）内地申请人面交或寄交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
（2）港、澳、台地区的个人委托内地专利代理机构面交或寄交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
2．不能受理的专利申请文件
（1）PCT申请文件；
（2）外国申请人及港、澳、台地区法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
（3）分案申请文件；
（4）有要求优先权声明的专利申请文件；
（5）专利申请被受理后提交的其他文件。
二、专利申请受理的相关法规
（一）专利申请文件的受理条件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专利申请文件应当满足下列条件，方可受理：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具有请求书、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还应当具有说明书附图；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具有请求书、图片或者照片；
使用中文；
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请求书中应当具有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及申请人地址；
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或者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专利申请类别（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明确或者可以确定。
（二）确定专利申请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八条及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及审查指南的规定，应当按照下述要求确定专利申请日：
向专利局代办处窗口直接递交的专利申请，以递交日为申请日；通过邮局邮寄到代办处的专利申请，以信封上的邮戳日为申请日；邮戳日不清晰无法辨认的，以代办处收到日为申请日，并将信封存档。
通过速递公司递交到代办处的专利申请，以递交日为申请日。
邮寄或者递交到专利局非受理部门或者个人的专利申请，其邮寄日或者递交日不具有确定申请日的法律效力。如果被转送到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以受理处或者代办处实际收到日为申请日。
（三）审批费用减缓请求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缴纳专利费用有困难的，可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向专利局提出费用减缓请求。
1．专利费用可以减缓的种类
（1）申请费（不包括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
（2）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
（3）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
（4）复审费
（5）年费（授予专利权当年起三年的年费）
2．专利费用减缓的手续
提出专利申请时以及在审批程序中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可以要求减缓应当缴纳但缴费期限尚未届满的费用。
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应当提交费用减缓请求书，必要时应当提交证明文件。费用减缓请求书必须有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签章。上述“必要时”是指一般情况下，国内个人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不要求其提供证明，但外国申请人、港、澳、台地区的申请人以及国内社会知名人士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则要求其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费用减缓请求符合规定的，应予批准并发出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申请人按照批准的比例缴纳费用。
费用减缓的审批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费用减缓办法》执行。
（四）代办处受理数据采集规则
采集专利申请数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采集质量将对受理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制定本规则的目的在于统一工作标准，规范数据采集格式，提高数据采集质量。本规则涉及数据准备、数据采集、数据校对三项工作，其详细内容另行公布。
三、受理专利申请的程序
（一）受理面交的专利申请
1．确定申请类型。依据申请人提交的专利请求书，确定专利申请类型。
2．受理审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审查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符合受理条件的，则申请文件进入受理程序。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告知申请人其申请文件所存在的缺陷和不受理的依据。申请人不能当时消除文件缺陷的，专利申请文件不予受理，将文件退还申请人，不出具受理通知书且不在申请文件上做任何标记；应申请人的要求可以出具不受理通知书，此时的申请文件不再退回申请人，文件应当按照不受理程序进行处理。
3．确定收到日。在请求书左上方加盖代办处的收文章，注明文件收到日。
4．确定申请日。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八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确定申请日。此时递交日即为申请日，应当在请求书上加盖申请日期章。
5．确定申请号。根据专利申请的类别，按顺序给出申请号。两份请求书上分别使用号码型贴条和条码型贴条。
6．审批费用减缓请求。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费用减缓办法》以及审查指南的规定，对费用减缓请求进行审查，并在专利请求书相应的栏目内盖章，注明审查结果。审查内容为：
（1）费用减缓请求书的形式审查。审查所注明的发明名称、申请人是否与专利请求书一致，签章栏是否有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发明名称不一致或费用减缓请求书未签字、未盖章的，费用减缓请求不予批准。
（2）费用减缓理由及证明的审查。申请人陈述的减缓理由应当符合费用减缓办法的规定。未提交证明、未陈述减缓理由或所提交的证明、陈述的减缓理由不符合费用减缓条件的，费用减缓请求不予批准。
7．核实文件。根据请求书第2页的文件清单栏核实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份数、页数。发现不相符情形的，如申请人漏填、错填项目，或者文件清单中所列文件实际未提交等，应当交给申请人确认，并由申请人处理。核实无误的，在专利局审核栏内盖“核实”章。
8．核实发明名称。请求书首页的发明名称应当与请求书第2页、说明书中的名称一致，发现不一致时，应告知申请人进行修改。未修改的应当在专利局审核栏内注明该情况。
9．整理文件。
申请文件分为一式两份。其中只提交一份的文件集中放在一套文件内，如：费用减缓请求书、专利代理委托书等，称为主文档文件，也称第一套文件，第一套文件应当选取最清晰的一份文件。另一套文件称为第二套文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彩色图片或照片应当存入主文档文件。
文件排序。两套文件都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排序。
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专利请求书、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其他文件。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请求书、图片或照片、简要说明、其他文件。
其他文件排列顺序：费用减缓请求书、费用减缓请求证明、非职务发明证明、提前公开声明、实质审查请求书、实质审查参考资料、专利代理委托书等。
10．采集受理数据。受理人员按照受理数据采集规则的规定进行数据准备，录入人员按照受理数据采集规则的规定，采集请求书中所有数据，并进行屏幕校对。屏幕校对无误后进入数据校对程序。
11．校对数据。校对人员依据请求书对采集的内容逐项校对，错误的数据应当及时修改。校对无误后，准备打印通知书。
12．发出受理通知书。打印受理通知书、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或缴纳申请费通知书各一式两份、数据校对单一份。一套通知书（含受理通知书、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或缴纳申请费通知书各一页）交申请人，另一套通知书及校对单放入主文档文件。各通知书上的审查员姓名不得使用代码。
13．包装文件。将剩余的申请号贴条和主文档文件放在一起,同一申请号的两套申请文件装在一个文件袋内，等待登记后寄交专利局受理处。
（二）受理寄交的专利申请
1．确定申请类型。依据申请人提交的专利请求书，确定专利申请类型。
2．受理审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审查专利申请文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符合受理条件的，则申请文件进入受理程序。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按照不受理程序进行处理。
3．确定收到日。请求书上加盖代办处的收文章，注明收到日。
4．确定申请日。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八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确定申请日，加盖申请日期章并登记挂号号码。邮戳日不清晰，无法辨认的，以代办处收到日为申请日，在请求书右上角记载“邮戳不请”并将信封归入申请文档。专利代办处实际收到文件日超过寄交邮戳日15日的，应将信封归入申请文档。
5．确定申请号。根据专利申请类别，按顺序给出申请号，两份请求书上分别使用号码型贴条和条码型贴条。
6．审批费用减缓请求。参照三、（一）6执行。
7．核实文件。根据请求书第2页的文件清单栏核实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份数、页数。发现不相符情形的，如申请人漏填、错填项目，应予以更正，更正时要使用修改符号以保留原始记录，文件清单中所列文件实际未提交的，应在相应位置盖“缺此项”章。核实无误后在专利局审批栏盖“核实”章。
8．核实发明名称。请求书首页的发明名称应当与请求书第2页、说明书中的名称一致，二者不同时应在请求书专利局审批栏内注明“请求书与……的发明名称不一致”。
9．整理文件。参照三、（一）9执行。
10．采集受理数据。参照三、（一）10执行。
11．校对数据。参照三、（一）11执行。
12．发出受理通知书。打印受理通知书、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或缴纳申请费通知书一式两份，数据校对单一份。一套通知书使用挂号信寄交申请人，另一套通知书及校对单放入主文档文件。各通知书上的审查员姓名不得使用代码。寄出的通知书应当由代办处进行发文登记，以备申请人查询。
13．包装文件。参照三、（一）13执行并收存信封。申请人寄交的信封应当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收存，以备日后查询。保存期为一年。
（三）专利申请不受理程序
代办处按照受理条件进行审查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专利申请文件应当作不受理处理。
应当记录收文信息，并在文件首页加盖收文日章。然后将不受理的理由注明在原始信封的封面上，将全部原始申请文件连同信封一同寄交至专利局受理处。同时做好寄交发文记录，以备查询。
（四）申请文件的寄交与数据的传输
1．打印清单。将应寄交的专利申请文件放在一起（不可与其他文件混装），打印“寄交文件清单”一式二份，代办处存一份，另一份随申请文件寄送专利局受理处。文件清单中的数量应与实际寄交文件相符。
2．每日寄交专利申请文件。向专利局受理处寄交专利申请文件应当每个工作日一批，使用挂号信函（不得使用包裹方式）。第一天受理的专利申请文件应在第二天寄出。每批专利申请文件应与传输的专利申请数据数量一致，排列顺序一致，以便校核。
3．受理的专利申请原则上应在当天完成数据采集、校对工作。经过整理，校对完毕的专利申请数据应于第二天向专利局受理处传输。传输数据的时间应为每个工作日的8∶30—16∶30。
四、受理工作中错误的更正程序
因代办处工作失误造成受理工作出现错误的，必须及时予以更正。
（一）数据已传输，纸件尚未寄出时，若代办处发现文件处理有错误，应立即向专利局受理处报告申请号及错误内容，同时修改纸件，更正本地数据库，由专利局受理处更正已经传输的数据。
（二）数据已传输、纸件已寄出后，若代办处发现文件处理有错误，应立即向专利局受理处报告申请号及错误内容，由专利局受理处进行修改更正。
（三）专利局受理处已经接收文件，数据也已经装入数据库后，发现代办处的申请文件处理有错误，应按下述方法处理：
1．专利申请著录项目或文件清单出现错误的，由专利局受理处更改，做出修改更正通知书并通知申请人。
2．申请日确定错误的，应由代办处提供申请人寄交文件的邮局凭证，经专利局受理处核准后，由受理处重新确定专利申请日，修改文件及数据并作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后送达申请人。
3．申请类别确定错误的，专利局受理处应及时通知相关代办处。代办处接到专利局受理处通知后，应提交请求更正错误报告，由经办人写明出现错误的原因，代办处负责人签署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后备案。出错文件由受理处重新受理。
4．费用减缓审批错误的，由专利局受理处核实原文件后，做出修改更正通知书并通知申请人。
五、特殊申请文件的处理
代办处对于接收的要求优先权声明的申请以及分案申请，原则上应当退还申请人。对于无法退还的申请文件，代办处应当确定申请日、盖好收文章，然后连同原始信封一起转交专利局受理处。
六、专利受理月报统计
代办处应当于每月第一个工作周内向专利局受理处报送专利受理工作统计月报表，统计周期以专利局年度工作日历的工作周次为准。
七、专利申请号的使用与管理
（一）专利申请号的用途
专利申请号仅可用于代办处受理的专利申请文件，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二）专利申请号的领取与返回
代办处应当按照专利局受理处的要求领取申请号。每年1月6日前，将前一年度的剩余申请号及作废申请号一同寄回专利局受理处，同时应当附具该年度内申请号的领取及使用情况记录。
（三）专利申请号的使用
1．专利申请号应当按年度使用。
2．专利申请号应当按流水顺序由小到大连续使用，因故作废的申请号应有记载并将废号条收齐保存，年底退回专利局受理处。
3．每年1月1日，接收面交专利申请文件时，开始使用新年度的专利申请号，停止使用前一年度申请号。1月5日前，代办处收到的前一年度寄交的专利申请，可以继续使用前一年度申请号。1月5日后，代办处收到的前一年度寄交的专利申请，由代办处确定收到日、申请日，将申请文件与信封一起转寄专利局受理处。
八、附 则
本规程中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调整时，本规程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规程自2007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办处管理规定〉的通知》（办发〔2005〕7号）同时废止。
伊利集团律师事务部 范志彦
内容提要：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定的治国思想，“性善论”则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儒家的思想统治之下，“人性善”经过几千年的露晒逐渐积淀于整个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和价值形态之中，并对现今的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性善论”为皇权所用造成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及“性善”导致人格不独立严重阻碍了现今的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推进中国现代法治进程，在批判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必须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
关键词：性善论 权力制约 泛道德主义 法治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把儒家思想作为法定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其关心的问题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1]“ 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其不但对心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的法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沉淀给现今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至今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及价值形态中仍留有“人性善”的痕迹，这种法律价值心态对现今的法治是极为不利的。
一、“性善论”思想的演进及表征
“性善论”从道德与伦理角度探讨了人性的问题,它的提出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性善论”的内容特征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的要求，其理论本身的不科学性决定了其负面作用在所难免。
（一）“性善论”的提出及历史背景
“性，从心，生声”。[2]在中国古代，“性”就是“生”，即“人之初”的“生”。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意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大致相近的。孔子没有明言性善还是性恶，为其后人向不同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孟子继承孔子，首创“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4]孟子进一步认为善有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5] “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6]关于人为什么为恶，孟子认为一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主观上是否有向善的愿望。二者之中后者是最重要的，所以孟子特别强调个人加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孟子在“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性善论”的顶峰，也是其终极目的。
孟子之所以从人性入手“正人心，息邪说，拒?行，放淫词”[7]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剧变的历史现实，激烈竞争的政治形势要求哲学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相对自由的理论环境，严峻的思想理论竞争要求诸子百家只能以理论的深刻性解释现实、探讨现实以立足于众学说之中。道德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人既是道德的主体，也是道德的客体，因此，深入到道德的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可避免的要从人自身入手，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需要。
（二）“性善论”的发展
“性善论”大致贯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史。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基本都持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之后，汉董仲舒认为善与性有一定距离，但他并不否认人人都有善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8]尽管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所谓天命之性是 “理”，“理则无有不善”[9]，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之处，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10]明代大儒王阳明虽为心学家，但也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11]由此，儒家学说虽历经两汉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变迁，然而儒学者在“人性本善”的倾向上却没有改变。宋代《三字经》开篇就将“性善论”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并将其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从宋开始，“性善论”不仅为士人所接受，并已深入一般民众的心里，进一步形成了价值意识形态。
（三）“性善论”的特征
孟子提出“性善论”在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重视,但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巩固，儒学成为显学，“性善论”逐渐被重视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这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又必然联系的。
1、“性善论”中的“善”是一种价值或更精确的说是一种价值体系。“性善论”中的“善”可分为三个层次，“‘善’首先指的是仁、义、礼、智诸德行和符合它们的德行。其次，‘善’指的是人的优秀性。最后，‘善’指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12]第一层是基础，仁义道德是唯一的“善”，其他的“善”只能是对它的引申、补充。第二层内涵是对第一层的补充，仁义礼智之所以谓“善”，是由于它是人类的优秀性和应具德性。由于它，人才与禽兽动物区别开来。第三层是对前两层的引申拓展，道德之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满足人们的需要。
2、强调尽心知性。“性善论”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的同时，认为人有不善的原因即外部环境和自身主观愿望的影响。为了能使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发展，“性善论”强调道德修养，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3]道德修养从良心、善端开始，向着仁义礼智诸善德和君子圣人的人格这一目标迈进。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
3、强化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最早的典籍中就出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4]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5]“性善论”强化了孔子的宗法理论，说明了人之所以成为人和人的价值所在。后来，视人伦为人的本性的思想被宋理学吸收，完善为封建的伦理纲常思想。
二、“性善论”对现今法治的负面影响
儒家“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无疑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16]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善恶作为人们的价值评判是社会的概念。“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质是把后天的概念用到先天的属性上去，即把人的社会属性的善恶移到人的自然属性上，因此，“性善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一）“性善论”为皇权所用，致使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性善论”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性善论”自然也为皇权所用，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君主应该用礼乐教化来达到美政善治的目的，否则，上天就会收回赋予君主的权力。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性善论”本身的理论主张及客观上儒学的倍受推崇，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而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如此民众才是温顺的甚至是麻木的，封建统治才会永固。“性善论”为皇权所用是其自身的悲哀。“性善论”为政治上的皇权至上提供理论支持，却使披着权力外衣的政治迷信盛行，官本位四处泛滥。“性善论”对皇权一边倒的高扬造就了皇权无视百姓生存的基础习性，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也不必制约（事实上渐渐无法制约）。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从而贻误了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古代曾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但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如此何谈法治。
现今，人们已经意识到司法权不受制约会产生腐败。公安、检察、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相互制约，同时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的监督权。在行政权上，在规定复议制度的同时，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规定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同时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但是，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从理论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无论如何也不会为恶，人民代表大会怎会残害自己的人民？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否是残留在人民思想意识中对善的一个幻想，民众仍希望有一个机构在拥有最高权力的同时又要有恒久的善而不致腐败。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曾指出，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不少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正确的实际上是违法的监督。例如某县法院于1986年以诈骗罪判处某罪犯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赃款6000元依法没收上缴财政。该犯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经有关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检察分院分别复查，均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1994年，该县人大常委会却作出决定，撤销县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判决，宣告该犯无罪，将被没收的6000元退还该犯。除此以外，还有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等情况。这些以监督名义代替法院审判工作的违法事例，在全国并不少见，这实际是在法院之上又有了一个审判机关，这与司法独立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可见，在我们法治的周围，仍存在一定的权力真空。对一些机关的权力制约不健全，使其仍有滥用权力的空间和侵犯个体权利的可能。所以，推进法治，必须健全对权力的制约机制。
（二）“性善论”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治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17]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泛道德主义对法治建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它造成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从而助长了司法腐败。“人性善”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个人的道德需要和精神鼓励，却蔑视物质利益，忽视了个人主义，个人情欲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制衡与冲突作用。以司法官员的廉政建设为例，廉政办法中多是道德层面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塑造廉政形象，奖励多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这样忽略了司法官员的其它需要，甚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司法官员有道德要求，但这种需求以生存为基础。“性善论”主张人的道德存在高于生命的存在，“君子忧道不忧贫”。[18]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又如何去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呢？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就不可避免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做道德楷模，另一主面却不得不用低薪奉养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个人的情欲主义无法满足，也就无法确立司法从业人员的崇高社会地位。所以，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把法官的道德需要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性善论”导致人格不独立，影响了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9]。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0]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性善论”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封建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21]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三、合理借鉴西方法文化，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22]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23]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可能就不配称作法律，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性善论”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再次，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24]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封建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性善论”等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使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落实到实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我们要依据国情，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总之，中国法治应具有中国特色，应具有国人易于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法治的进步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导论第1页。
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专利申请受理工作规程》的通知
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专利申请受理工作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地方知识产权局、各专利代办处：
现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专利申请受理工作规程》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七年五月十六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专利申请受理工作规程
为规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代办处（以下简称代办处）专利申请受理工作，依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审查指南的规定，特制定本规程。
代办处在从事专利申请受理工作中，应当遵守相关保密规定，优质、高效地完成专利申请的受理工作。
一、总 则
（一）专利申请受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受理并审核专利申请文件。
代办处对收到的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专利申请应确定申请日、给予申请号并发出受理通知书。
对申请人提交的费用减缓请求进行审查，确定准予减缓的比例，发出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
2．完成专利申请的数据采集工作。
3．转交专利申请文件及传输专利申请数据。
按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以下简称专利局）受理处以挂号邮件的方式转交专利申请文件、传输专利申请数据。邮寄申请文件和传输数据应确保不发生丢失或泄密。
4．完成与专利申请受理有关的管理、统计工作。
5．完成专利局委托的与专利申请受理有关的工作。
（二）专利申请受理范围
1．可以受理的专利申请文件
（1）内地申请人面交或寄交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
（2）港、澳、台地区的个人委托内地专利代理机构面交或寄交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
2．不能受理的专利申请文件
（1）PCT申请文件；
（2）外国申请人及港、澳、台地区法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
（3）分案申请文件；
（4）有要求优先权声明的专利申请文件；
（5）专利申请被受理后提交的其他文件。
二、专利申请受理的相关法规
（一）专利申请文件的受理条件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专利申请文件应当满足下列条件，方可受理：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具有请求书、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还应当具有说明书附图；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具有请求书、图片或者照片；
使用中文；
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请求书中应当具有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及申请人地址；
符合专利法第十八条或者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专利申请类别（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明确或者可以确定。
（二）确定专利申请日
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八条及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及审查指南的规定，应当按照下述要求确定专利申请日：
向专利局代办处窗口直接递交的专利申请，以递交日为申请日；通过邮局邮寄到代办处的专利申请，以信封上的邮戳日为申请日；邮戳日不清晰无法辨认的，以代办处收到日为申请日，并将信封存档。
通过速递公司递交到代办处的专利申请，以递交日为申请日。
邮寄或者递交到专利局非受理部门或者个人的专利申请，其邮寄日或者递交日不具有确定申请日的法律效力。如果被转送到专利局受理处或者代办处，以受理处或者代办处实际收到日为申请日。
（三）审批费用减缓请求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缴纳专利费用有困难的，可以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向专利局提出费用减缓请求。
1．专利费用可以减缓的种类
（1）申请费（不包括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
（2）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
（3）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
（4）复审费
（5）年费（授予专利权当年起三年的年费）
2．专利费用减缓的手续
提出专利申请时以及在审批程序中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可以要求减缓应当缴纳但缴费期限尚未届满的费用。
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应当提交费用减缓请求书，必要时应当提交证明文件。费用减缓请求书必须有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签章。上述“必要时”是指一般情况下，国内个人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不要求其提供证明，但外国申请人、港、澳、台地区的申请人以及国内社会知名人士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则要求其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费用减缓请求符合规定的，应予批准并发出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申请人按照批准的比例缴纳费用。
费用减缓的审批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费用减缓办法》执行。
（四）代办处受理数据采集规则
采集专利申请数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采集质量将对受理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制定本规则的目的在于统一工作标准，规范数据采集格式，提高数据采集质量。本规则涉及数据准备、数据采集、数据校对三项工作，其详细内容另行公布。
三、受理专利申请的程序
（一）受理面交的专利申请
1．确定申请类型。依据申请人提交的专利请求书，确定专利申请类型。
2．受理审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审查申请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符合受理条件的，则申请文件进入受理程序。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告知申请人其申请文件所存在的缺陷和不受理的依据。申请人不能当时消除文件缺陷的，专利申请文件不予受理，将文件退还申请人，不出具受理通知书且不在申请文件上做任何标记；应申请人的要求可以出具不受理通知书，此时的申请文件不再退回申请人，文件应当按照不受理程序进行处理。
3．确定收到日。在请求书左上方加盖代办处的收文章，注明文件收到日。
4．确定申请日。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八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确定申请日。此时递交日即为申请日，应当在请求书上加盖申请日期章。
5．确定申请号。根据专利申请的类别，按顺序给出申请号。两份请求书上分别使用号码型贴条和条码型贴条。
6．审批费用减缓请求。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费用减缓办法》以及审查指南的规定，对费用减缓请求进行审查，并在专利请求书相应的栏目内盖章，注明审查结果。审查内容为：
（1）费用减缓请求书的形式审查。审查所注明的发明名称、申请人是否与专利请求书一致，签章栏是否有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申请人、发明名称不一致或费用减缓请求书未签字、未盖章的，费用减缓请求不予批准。
（2）费用减缓理由及证明的审查。申请人陈述的减缓理由应当符合费用减缓办法的规定。未提交证明、未陈述减缓理由或所提交的证明、陈述的减缓理由不符合费用减缓条件的，费用减缓请求不予批准。
7．核实文件。根据请求书第2页的文件清单栏核实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份数、页数。发现不相符情形的，如申请人漏填、错填项目，或者文件清单中所列文件实际未提交等，应当交给申请人确认，并由申请人处理。核实无误的，在专利局审核栏内盖“核实”章。
8．核实发明名称。请求书首页的发明名称应当与请求书第2页、说明书中的名称一致，发现不一致时，应告知申请人进行修改。未修改的应当在专利局审核栏内注明该情况。
9．整理文件。
申请文件分为一式两份。其中只提交一份的文件集中放在一套文件内，如：费用减缓请求书、专利代理委托书等，称为主文档文件，也称第一套文件，第一套文件应当选取最清晰的一份文件。另一套文件称为第二套文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彩色图片或照片应当存入主文档文件。
文件排序。两套文件都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排序。
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专利请求书、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其他文件。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请求书、图片或照片、简要说明、其他文件。
其他文件排列顺序：费用减缓请求书、费用减缓请求证明、非职务发明证明、提前公开声明、实质审查请求书、实质审查参考资料、专利代理委托书等。
10．采集受理数据。受理人员按照受理数据采集规则的规定进行数据准备，录入人员按照受理数据采集规则的规定，采集请求书中所有数据，并进行屏幕校对。屏幕校对无误后进入数据校对程序。
11．校对数据。校对人员依据请求书对采集的内容逐项校对，错误的数据应当及时修改。校对无误后，准备打印通知书。
12．发出受理通知书。打印受理通知书、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或缴纳申请费通知书各一式两份、数据校对单一份。一套通知书（含受理通知书、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或缴纳申请费通知书各一页）交申请人，另一套通知书及校对单放入主文档文件。各通知书上的审查员姓名不得使用代码。
13．包装文件。将剩余的申请号贴条和主文档文件放在一起,同一申请号的两套申请文件装在一个文件袋内，等待登记后寄交专利局受理处。
（二）受理寄交的专利申请
1．确定申请类型。依据申请人提交的专利请求书，确定专利申请类型。
2．受理审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的规定，审查专利申请文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符合受理条件的，则申请文件进入受理程序。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按照不受理程序进行处理。
3．确定收到日。请求书上加盖代办处的收文章，注明收到日。
4．确定申请日。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八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确定申请日，加盖申请日期章并登记挂号号码。邮戳日不清晰，无法辨认的，以代办处收到日为申请日，在请求书右上角记载“邮戳不请”并将信封归入申请文档。专利代办处实际收到文件日超过寄交邮戳日15日的，应将信封归入申请文档。
5．确定申请号。根据专利申请类别，按顺序给出申请号，两份请求书上分别使用号码型贴条和条码型贴条。
6．审批费用减缓请求。参照三、（一）6执行。
7．核实文件。根据请求书第2页的文件清单栏核实申请文件和其他文件的份数、页数。发现不相符情形的，如申请人漏填、错填项目，应予以更正，更正时要使用修改符号以保留原始记录，文件清单中所列文件实际未提交的，应在相应位置盖“缺此项”章。核实无误后在专利局审批栏盖“核实”章。
8．核实发明名称。请求书首页的发明名称应当与请求书第2页、说明书中的名称一致，二者不同时应在请求书专利局审批栏内注明“请求书与……的发明名称不一致”。
9．整理文件。参照三、（一）9执行。
10．采集受理数据。参照三、（一）10执行。
11．校对数据。参照三、（一）11执行。
12．发出受理通知书。打印受理通知书、费用减缓审批通知书或缴纳申请费通知书一式两份，数据校对单一份。一套通知书使用挂号信寄交申请人，另一套通知书及校对单放入主文档文件。各通知书上的审查员姓名不得使用代码。寄出的通知书应当由代办处进行发文登记，以备申请人查询。
13．包装文件。参照三、（一）13执行并收存信封。申请人寄交的信封应当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收存，以备日后查询。保存期为一年。
（三）专利申请不受理程序
代办处按照受理条件进行审查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专利申请文件应当作不受理处理。
应当记录收文信息，并在文件首页加盖收文日章。然后将不受理的理由注明在原始信封的封面上，将全部原始申请文件连同信封一同寄交至专利局受理处。同时做好寄交发文记录，以备查询。
（四）申请文件的寄交与数据的传输
1．打印清单。将应寄交的专利申请文件放在一起（不可与其他文件混装），打印“寄交文件清单”一式二份，代办处存一份，另一份随申请文件寄送专利局受理处。文件清单中的数量应与实际寄交文件相符。
2．每日寄交专利申请文件。向专利局受理处寄交专利申请文件应当每个工作日一批，使用挂号信函（不得使用包裹方式）。第一天受理的专利申请文件应在第二天寄出。每批专利申请文件应与传输的专利申请数据数量一致，排列顺序一致，以便校核。
3．受理的专利申请原则上应在当天完成数据采集、校对工作。经过整理，校对完毕的专利申请数据应于第二天向专利局受理处传输。传输数据的时间应为每个工作日的8∶30—16∶30。
四、受理工作中错误的更正程序
因代办处工作失误造成受理工作出现错误的，必须及时予以更正。
（一）数据已传输，纸件尚未寄出时，若代办处发现文件处理有错误，应立即向专利局受理处报告申请号及错误内容，同时修改纸件，更正本地数据库，由专利局受理处更正已经传输的数据。
（二）数据已传输、纸件已寄出后，若代办处发现文件处理有错误，应立即向专利局受理处报告申请号及错误内容，由专利局受理处进行修改更正。
（三）专利局受理处已经接收文件，数据也已经装入数据库后，发现代办处的申请文件处理有错误，应按下述方法处理：
1．专利申请著录项目或文件清单出现错误的，由专利局受理处更改，做出修改更正通知书并通知申请人。
2．申请日确定错误的，应由代办处提供申请人寄交文件的邮局凭证，经专利局受理处核准后，由受理处重新确定专利申请日，修改文件及数据并作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后送达申请人。
3．申请类别确定错误的，专利局受理处应及时通知相关代办处。代办处接到专利局受理处通知后，应提交请求更正错误报告，由经办人写明出现错误的原因，代办处负责人签署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后备案。出错文件由受理处重新受理。
4．费用减缓审批错误的，由专利局受理处核实原文件后，做出修改更正通知书并通知申请人。
五、特殊申请文件的处理
代办处对于接收的要求优先权声明的申请以及分案申请，原则上应当退还申请人。对于无法退还的申请文件，代办处应当确定申请日、盖好收文章，然后连同原始信封一起转交专利局受理处。
六、专利受理月报统计
代办处应当于每月第一个工作周内向专利局受理处报送专利受理工作统计月报表，统计周期以专利局年度工作日历的工作周次为准。
七、专利申请号的使用与管理
（一）专利申请号的用途
专利申请号仅可用于代办处受理的专利申请文件，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二）专利申请号的领取与返回
代办处应当按照专利局受理处的要求领取申请号。每年1月6日前，将前一年度的剩余申请号及作废申请号一同寄回专利局受理处，同时应当附具该年度内申请号的领取及使用情况记录。
（三）专利申请号的使用
1．专利申请号应当按年度使用。
2．专利申请号应当按流水顺序由小到大连续使用，因故作废的申请号应有记载并将废号条收齐保存，年底退回专利局受理处。
3．每年1月1日，接收面交专利申请文件时，开始使用新年度的专利申请号，停止使用前一年度申请号。1月5日前，代办处收到的前一年度寄交的专利申请，可以继续使用前一年度申请号。1月5日后，代办处收到的前一年度寄交的专利申请，由代办处确定收到日、申请日，将申请文件与信封一起转寄专利局受理处。
八、附 则
本规程中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调整时，本规程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规程自2007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办处管理规定〉的通知》（办发〔2005〕7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