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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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


渝府令第 217 号





《重庆市行政立法基本规范（试行）》已经2008年6月10日市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重庆市行政立法基本规范（试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技术规范

第一节 法案结构

第二节 法案名称

第三节 总则部分

第四节 分则部分

第五节 附则部分

第六节 其他表述

第三章 程序规范

第一节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

第四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立法的技术和程序，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依职权进行的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立法活动中涉及的立法技术和立法程序，适用本规范。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涉及的技术和程序事宜，依照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前款所称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综合表述时统称法案。

第三条 行政立法技术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法案形式应当服从、服务于立法宗旨和法案的内容；

（二）法案结构应当逻辑严密，条文清晰，章节设置科学合理；

（三）法案语言应当准确、简洁，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法律语言表述惯例。

第四条 行政立法程序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注重程序合法，维护法制统一；

（二）注重程序公正，维护社会公平；

（三）注重程序公开，扩大公众参与。



第二章 技术规范



第一节 法案结构



第五条 法案结构是指法案内容按照一定顺序和要求依次排列的组织形式，包括内容结构和形式结构。

第六条 法案的内容结构应当根据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按照各要素固有的排列和连接方式，正确反映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等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

第七条 法案的形式结构是内容结构的表现形式，一般按照章、节、条、款、项、目的顺序排列：

（一）法案的内容较多，有划分层次必要时，可以设章，各章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章名应当概括反映本章的主要内容，章的顺序用序数词表示；

（二）章的条文较多且有若干组相对独立的内容时，可以设节，节名应当概括反映本节的内容，节的顺序用序数词表示；

（三）条的内容应当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每条只规定同一内容，条应当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用序数词连贯排列；

（四）一条内容中包含两层以上相互关联的意思且不宜再划分为两个以上独立的条时，可以设款，每一款应当只表述一层意思，款在条中以自然段的形式排列；

（五）条和款的内容需要细化或者列举时，可以设项，项的内容不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每项的内容只能包含条或者款中的一层意思，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小括号分段表述；

（六）项中的内容仍需细分的，可以在项下设目，目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点表示。

第八条 法案一般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三个部分。

法案设章节的，应当在法案名称下设目录，标明章、节的标题。



第二节 法案名称



第九条 法案名称由制定机关或者适用范围、规范事项和法案种类构成。法案名称应当完整、准确、简明。

第十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一般分为“实施办法”、“条例”、“规定”：

（一）为执行上位法而作出的实施性规范，一般使用“实施办法”；

（二）对某一方面的事项作出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规范，一般使用“条例”；

（三）对某一方面的事项作出的专项性规范，一般使用“规定”。

第十一条 政府规章一般分为“实施细则”、“办法”、“规定”、“决定”、“规范”：

（一）为贯彻法律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具体、详细的规范，一般使用“实施细则”；

（二）对某类、某种社会关系或者某项工作作出的比较全面的规范，一般使用“办法”；

（三）对某一具体事项作出的专项性规范，一般使用“规定”；

（四）对某一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作出的部署性规范，一般使用“决定”；

（五）对某些技术性、操作性较强的工作作出的规定，一般使用“规范”。

第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一般分为“规定”、“决定”、“办法”、“通告”、“细则”等。



第三节 总则部分



第十三条 总则应当综合反映法案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法案不分章的，应当在法案正文的开端集中表述属于总则部分的内容；法案分章的，总则部分的内容应当作为第一章。

第十四条 总则一般包括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适用范围、行政执法机关和其他总括性的内容。

前款所称的行政执法机关指负责实施法案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

第十五条 立法目的表述应当具有针对性，一般以“为”置于句首，并按照具体到抽象、直接到间接、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排列。

第十六条 立法依据包括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主要列举法案所依据的直接上位法，一般不列举间接上位法。依据几个上位法的，可以只列举主要的法律依据，之后加上“和有关法律法规”。

法律依据不得列举同位法、下位法。

事实依据是指地方的实际情况，一般表述为“结合本市实际”。

第十七条 法案的适用范围是指法案适用的地域、对象和行为。

地域是指法案适用的行政区域，一般表述为“本市行政区域内”或者“本市”；对象是指法案所调整的特定的人或者组织，一般表述为“单位和个人”；行为是指法案所调整的特定行为，一般表述为“从事（进行）××活动”。

第十八条 法案适用范围句式较长的，一般表述为“……，适用本办法”；句式较短的，可以表述为“本办法适用于……”。

法案适用范围中需排除某一部分的，一般表述为“……除外”。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的表述，应当区分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情况分类处理：

（一）人民政府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一般表述为“××人民政府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二）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一般表述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作”；

（三）依法获得授权的组织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一般表述为“××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作”；

（四）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执法机关的，一般表述为“××、××部门负责××和××工作”；

（五）既有主管部门又有协管部门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在按上述方式对主管部门进行表述后，协管部门应当另设一款列出，一般表述为“××、××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工作”。



第四节 分则部分



第二十条 法案分则应当体现立法目的，科学合理地规定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责任、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一条 分则一般包括权利义务性规范、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权利义务性规范的表述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权利性规范是指赋予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权利的规定，一般在权利主体后使用“可以……”、“有权……”等用语表述；

（二）义务性规范是指要求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履行义务的规定，一般在义务主体后使用“应当……”、“有义务……”等用语表述。

第二十三条 权利义务性规范中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裁决等内容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实施机关、条件、程序和期限等主要事项。

第二十四条 法律责任应当与义务相对应，不履行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一般作为分则的专门部分放在分则的末尾。

第二十五条 法律责任与权利义务一般不在同一条款中规定；设定法律责任不宜笼统，处罚幅度不宜过大；罚款应当设定上限和下限。

第二十六条 法律责任中的处罚条款的表述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一）条文对应方式，一般表述为“违反本办法第×条规定的，由××（指实施处罚的主体）予以××（指行政处罚）”；

（二）行为归纳方式，一般表述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指实施处罚的主体）予以××（指行政处罚）：（一）××的（指违法行为）；（二）××的（指违法行为）”；

（三）条文对应和行为归纳综合表述方式，一般表述为“违反本办法第×条第×款规定，有××（指某种违法行为）的，由××（指实施处罚的主体）予以××（指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追究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一般表述为“××（指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指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严格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在法律责任部分，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与相应责任作出比较具体的表述。

第二十八条 法定救济途径一般表述为“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律法规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期限有特别规定或者已规定复议前置程序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作出专门表述。



第五节 附则部分



第二十九条 附则一般包括名词解释、过渡性条款、参照适用、施行日期以及废止条款。

第三十条 法案的实施将影响或者改变依据原立法规定获得的合法权利时，法案应当设置保留或者保护原有权利的过渡性条款。

第三十一条 参照适用本法案的，一般表述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法案应当明确规定施行的起始日期，一般表述为“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施行”。

第三十三条 法案中的废止条款紧接在法案施行日期之后。

被废止的立法规定与新制定的法案名称相同时，一般表述为“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施行。×年×月×日施行的《××办法》同时废止”；被废止的立法规定与新制定的法案名称不同时，一般表述为“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施行。《××办法》同时废止”。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还应当标明文号。



第六节 其他表述



第三十四条 引用法律法规名称时，应当使用全称并使用书名号，但是注明简称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引用法律法规条文序号时，三个以上连续序号的表述一般使用“第×条至第×条”，不连续序号的表述一般使用“第×条、第×条”。

第三十六条 法案中“的”字结构指“的”字在句尾，省略中心语的一种表述形式，用于对条文适用的条件、主体、行为等事项的表述。

第三十七条 法案中的“除外”结构指有“除”、“外”搭配的句式，用于对条文内容作扩充、排除和例外规定的表述。一般句式为：

（一）对条文内容作扩充表述时，置于条文中间，表述为：“……除……外，还……”；

（二）对条文内容作排除、例外规定表述时，可以置于句首、条文中间或者句尾，表述为：“除……外，……”，“……除……外，……”或者“……除外”。

第三十八条 法案中的“但书”结构指以“但”或者“但是”引出的一段文字，对其前文一般规定所作的例外、限制或者附加条件的规定，表述为：

（一）规定例外情形，当法案设定的行为规范可能与其上位法或者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有交叉，为了不与上位法相抵触，可以专门作“但书”表述，一般句式为：“……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规定限制情形，表述为“但（但是）……不（不得）……”；

（三）规定附加情形，表述为“但（但是）……可以（应当）……”。

第三十九条 法案条文中宜以双音节构词的常用字，一般用“应当”、“或者”、“如果”、“按照”等。

第四十条 法案中用于指人、物或者行为的指示代词，一般用“其他”，不用“其它”；法案中的行为主体，一般均以实写表示，需要指代时，用“其”表示。

第四十一条 法案中的数字除成文日期、部分结构层次序数和在词、词组、惯用词、缩略语中作为词素的数字使用汉字外，应当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四十二条 法案中的量词名称应当符合国家规范。凡国家明文禁止使用的长度、重量、面积、体积的数量单位，如公尺、公分、丈、寸、斤、担、立升、公升、平方公尺等，不得在法案中使用。

第四十三条 法案中应当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一般不使用问号、感叹号。

法案条文分项表述的，项的末尾用分号，最后一项末尾用句号。



第三章 程序规范



第一节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



第四十四条 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按照立项、起草、审查、决定、签署、提案等程序进行。

制定政府规章应当按照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等程序进行。

第四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或者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应当于每年11月向市人民政府申报下一年度的立法计划项目。其他单位和个人也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立法项目建议。

第四十六条 申报立法计划项目应当提交包含下列内容的有关材料：

（一）项目名称及项目负责人；

（二）立法的必要性；

（三）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项目筹备情况及工作计划；

（五）立法经费来源。

申报的项目是市人民政府上一年度立法计划中的调研项目或者预备项目的，还应当附立法调研报告。

第四十七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向社会各界征集立法建议项目，并与市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申报的立法计划项目进行汇总研究后，拟订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年度立法计划应当明确立法项目的名称、起草单位或者起草方式、进度安排、工作要求。

年度立法计划于每年第一季度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属于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在征求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的起草工作可以通过部门起草、委托起草、招标起草等形式进行。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一般由申请立项的政府工作部门起草。

内容复杂、涉及多个部门管理事项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由某一部门负责起草，也可以确定由多个机构联合起草。

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项目，市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委托有关专家起草，也可以公开招标起草。

第四十九条 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涉及有关部门职责的，起草单位应当通过书面发函、专题论证等形式充分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事项的，起草单位应当通过听证会、座谈会、向社会公示等形式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十条 列入市人民政府立法计划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起草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形成送审稿报送市人民政府。起草单位报送审查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报送审查的报告；

（二）送审稿文本；

（三）送审稿说明；

（四）送审稿征求意见的情况以及仍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作为依据的法律文件以及参照的政策文件；

（六）其他有关材料。

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文本一般应在条文前标明该条规定的主要内容，在主要条文后标明该条制定的依据和理由。

第五十一条 起草单位报送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送审稿，应当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

共同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送审稿，应当由各起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

第五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送审稿由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审查。市政府法制机构对报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送审稿，应当按规定组织论证、协调和修改。

第五十三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创造条件，推进立法公开，扩大公众参与。

市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将送审稿通过有效渠道向社会公布，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立法项目，市政府法制机构可以组织公开听证。听证可以会议形式进行，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必要时，听证过程可以通过电视直播。

涉及特定地区、行业的立法项目，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可以采取现场论证的方式听取相关地区、行业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十四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各种意见，并在认真研究、综合吸纳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起草部门报送的送审稿进行修改，最终形成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及其说明。

第五十五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的审议意见对地方性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后，报请市长或者市长委托的副市长签署，形成地方性法规草案议案。

第五十六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的审议意见对政府规章草案进行修改，报市长或者市长委托的副市长签署后，以市人民政府令的形式予以发布。

本市政府规章的有效期自施行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0年。

第五十七条 政府规章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印发，并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和市政府指定的报纸上刊登公布，同时应当在市政府公众信息网或者市政府法制网上予以公布。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刊登的政府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八条 政府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按照有关规定报国务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



第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可以根据需要编制年度计划。

第六十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在职权范围内进行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第六十一条 起草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有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

第六十二条 起草规范性文件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其他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行政机关应当在起草说明中予以说明。

第六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起草完毕，应当由行政机关法制机构进行审核，并经本行政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办公会议通过后，由其主要负责人签署，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登记和备案的规定报送审查登记或者审查备案。

第六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每隔两年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清理，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修改或者废止。清理后要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未列入继续有效文件目录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本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有效期自施行之日起，最长不超过5年。



第四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规范所称规范性文件仅限于本市行政机关依职权制定的除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六十六条 本规范中对行政区域、法案的举例分别采用“本市”、“本办法”进行示范性表述。

第六十七条 法律法规对行政立法的技术和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八条 本规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及存废的思考

作者：陈卫东/刘计划
一、死刑的实体控制与程序保障

自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倡导废除死刑以来，人们开始对死刑的功能及价值进行深刻的反思。随着报应刑观念的革除及现代刑罚观的确立，刑罚人道主义及刑罚轻缓化思想的深入人心，人们对死刑这种最古老、最严酷的刑罚重新进行了价值评断，消除了诸多认识误区。而今尽管死刑存废的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但废除死刑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现实，而保留死刑的国家也纷纷走上限制、减少死刑的道路。废除死刑，尽管道路曲折，并非一帆风顺，但它无疑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方向和重要标志，并已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现阶段暂不废除死刑，限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这一死刑政策，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实际，应当坚持。我国刑事立法贯彻了这一死刑政策，表现为通过对死刑适用进行实体上的控制与程序上的保障，以达到限制死刑，保证死刑正确适用的目标。
在实体控制方面，现行刑法贯彻少杀政策，对死刑的适用作了多方面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主要表现在：（1
）从适用死刑的对象上作出限制；（2）从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上作出限制；（3）从死刑的执行制度上加以限制；（4）从适用死刑的罪种上加以限制。

在程序保障方面，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案件的特殊程序性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有关死刑案件的特别审慎的态度，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方针，从而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这些特殊的程序性规定可分为四种：（1）提高了死刑案件的审判管辖级别；（2）采用强制辩护方式；（3）专章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4）在执行程序中作了特别规定。
二、死刑复核程序之现状

死刑复核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更加完善，死刑复核制度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诉讼程序中，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由不甚健全到较为健全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为重视死刑复核制度，在当时尚无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情况下，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明确地规定了死刑复核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死刑复核制度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在劫难逃，被破坏殆尽。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恢复了“文革”前的死刑复核程序，把死刑复核程序单列一章，分为四个条文加以规定，不仅科学地把判处死刑的权限统一归属于中级人民法院，而且慎重地把死刑、死缓核准权分别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同时还规定了核准的基本程序。至此，我国死刑复核制度已基本完备地建立起来。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法律条文粗疏，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仍不完善，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不足，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而由于长期以来死刑核准权的下放，造成部分案件的二审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导致死刑复核程序失去最后屏障作用，无疑已成为死刑复核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
（一）死刑核准权下放问题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核准权，包括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核准权。前者我们称为死刑核准权，后者则称为死缓核准权。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均规定死缓核准权归属高级人民法院，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鉴于死缓制度的特殊属性，从缓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考虑，由高级人民法院执掌死缓的核准权是可行的，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无异议。但死刑核准权的归属则一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生命权是每个自然人最为宝贵的权利，死刑作为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无疑成为国家刑事审判权中的一种最高权力。死刑核准权归属谁手体现了统治阶级对生命的重视程度及对死刑的审慎态度。我国对死刑核准权的控制历来有严格的限定。从1954年9
月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以来，死刑核准权归属几经变换，（注：参见陈卫东、张ｔāｏ＠①著：《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1页。）但基本上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注：
由于当时基层人民法院享有死刑判决权，中级人民法院享有二审权，因此即使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也并未发生二审与死刑复核合而为一的局面，死刑核准程序的严肃性并未受损。）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总结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4条、第145条、第146条、第147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3条，对死刑案件的审判复核和审判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不仅把判处死刑的权限划归中级人民法院，而且明确规定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指出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缓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标志着死刑核准权已统一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然而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核准权的规定未曾实施已几成具文。为了打击严重的现行刑事犯罪，1980年2月12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作出决定，在1980年内，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接着，1981年6月10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作出《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1）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
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
）对反革命和贪污犯等判处死刑，仍须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
次会议在上述《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尚未届满之时，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作了修改。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它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83年9月，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召开了第177
次审判委员会会议，对今后贯彻的有关规定作了司法解释，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期间，为了及时严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除由本院判决的死刑案件以外，各地对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包括受贿案件、走私案件、投机倒把案件、贩毒案件、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判处死刑的，仍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后，报本院批准；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本院依法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1991年6月6日和1993年8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给云南省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自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初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给高级人民法院（也就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之时），至今已有18个年头。当初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然而，死刑核准权一经下放，收回之日便遥遥无期。何为“必要的时候”？这“必要的时候”有多长时间？恐怕很难说定，毕竟已绵延近二十载。由于死刑案件归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高级人民法院便成为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既然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案件享有死刑核准权，那么死刑复核与二审合而为一也就不可避免，实践中有些高级人民法院也是这样做的。它们在判处死刑的二审判决裁定书最后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裁判即为核准死刑的裁判”。有学者认为，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真正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作用，对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核准。（注：参见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页。）并提出具体设想，即在高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复核庭，专司死刑案件的复核。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案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的，由复核庭核准后，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死刑的，还必须交由复核庭核准。对于前者在所不论，唯后者又有几分现实可行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拟判处死刑的案件，合议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实际上高级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案件又有哪一个不是经过主管领导审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死刑复核庭几位法官的复核还有几分价值？加之在“从重从快”的催促声中，又怎能仔细核查？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之所以没有设立死刑复核庭复核本院判处的二审死刑案件，就是因为在实践中并无实际意义。况且，我们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既已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那么也就赋予了死刑终审判决权，也即高级人民法院对已授权其核准的部分死刑案件作出的二审裁判，就无须再经核准程序，因为核准权理应包括判决权（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权即包括死刑判决权）。十几年来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的结果又怎样呢？核准权下放的死刑案件无疑占死刑案件的大部分，由于减少一次检验机会（实则对这部分死刑案件已缺少死刑复核程序），各高级人民法院掌握的标准也不尽一致，加之在“严打”声中，在“从重从快”的催促下，造成某些地方实际执行死刑偏多，实践证明，死刑核准权的下放换来的不是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死刑核准权迟迟不收回就是明证。由此我们设想，是否可以从其他方面寻找根治的佳途？

我们认为，在死刑裁判的正确性与诉讼效率之间应选择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基于死刑案件可能有错误的认识，刑事诉讼法才设置了死刑复核程序，旨在增加一道程序，以求裁判的稳妥性。在较多适用死刑的现阶段，设置死刑复核程序对控制死刑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现实面前，立法者终究选择了从重从快也即诉讼效率。在立法者追求诉讼效率而轻视死刑复核程序的情况下，学者们纷纷呼吁尽快收回死刑核准权。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没有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授权的规定，而是保留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根据我国宪法，其效力应高于在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的规定及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因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9条，
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应获得完全的法律效力。换言之，死刑核准权已完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所有，不存在“授权”的问题了。然而，目前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生效一年有余而并没有作出可以重新授权的有效力的修改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无意收回授权，的确于法于理皆不通。立法者所以对此持宽容态度，由此可见立法者尴尬的处境：既要维护程序的严肃性，又要对现实作出让步而容忍。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可以认为，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很难说是短期行为。而死刑核准权不收回，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就无法根本改变。
（二）报请复核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01条规定了死刑和死缓案件应报请复核，但对报请复核的具体程序包括报请复核的具体内容与期限并无规定。立法的粗疏当然可以由司法解释来弥补，但从程序法制完善来看，立法的具体化还是不可缺少的。
（三）复核程序问题
关于死刑、死缓复核的具体程序，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
条仅规定了复核组织，而对复核的内容、方法，复核后的处理，复核的期限并未作出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缺欠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采用书面形式的死刑复核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死刑复核程序是复核法院单方面的职权活动。实践中复核机关对死刑案件要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事实审与法律审，由于其只进行书面审查，并不听取控辩双方特别是辩护方的意见，因此其审查的程序价值有限，不利于彻底发现错误，尤其是事实上的错误。我们认为，死刑复核仅采取书面方式，其弊端显而易见，是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又一缺陷。
三、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废

从我国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种数量看，现阶段适用死刑的案件为数不少。因此，加强对死刑案件的程序保障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鉴于目前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从慎用死刑的目的出发，我们提出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废问题。对此，我们认为有两条思路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