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2004年度科技成果登记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7 03:47:11 浏览: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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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04年度科技成果登记的通知
国科[2004]23号
关于做好2004年度科技成果登记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加强国土资源科技成果管理，规范科技成果登记，按照《科技成果登记办法》和《国土资源部科技项目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3]375号）的关于科技成果登记的规定和要求，对现行的科技成果的登记管理作以下规定：
一、执行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部门科技发展计划等完成的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应当履行科技成果登记手续。列入其它计划完成的科技成果，参照履行科技成果登记。
二、根据《科技成果登记办法》的要求，办理科技成果登记时，按照应用技术成果、基础理论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提交《科技成果登记表》和数据软盘及相关登记材料。
三、《科技成果登记表》数据格式可以通过国土资源部网主页面上点击“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网”图标上下载。网址：www.mlr.gov.cn
四、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在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设有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国土资源科技成果登记工作。
科技成果办公室对办理登记的科技成果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登记要求的科技成果予以登记，并出具《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登记证明书》。科技成果登记证明不作为确认科技成果权属的直接依据。
五、按照《国土资源部科技项目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申报国家科技奖和部门科技奖的成果必须是已办理过登记的科技成果。
联系单位：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阜内大街64号 100812
联系人：万宝英
电 话：66558753
附件1：《国土资源部科技项目管理办法》
附件2：科技成果登记表（基础理论、软科学类成果）
附件3：科技成果登记表（应用技术类成果）
二ΟΟ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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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冷的思考
谢飞
1问题的提出
又一届毕业生即将离校，这些曾经怀着憧憬和梦想走进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历经四年的锤炼，如今他们走得好么？在即将毕业的时刻，他们是否像四年前考取大学一样，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事实并非如此，在新闻媒体上我们常看到，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加入到了失业行列。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轨的新时期,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就业形势进一步趋紧。由于专业间的差异，在这里笔者无力考查其他专业的就业情势，只想基于本人所在的专业分析一下法科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十年前，一个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基本上都有机会进入国家司法机关，即使不能到司法机关工作而从事与其相关的工作也不会很难。十年后的今天，送走了2000年最后一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迎来了国家司法考试，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国家司法机关已经成为不可能。即使想成为一名律师，参加司法考试也成为必须。当前，包括极少数知名大学法学院的法科学生在内，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而绝大多数政法专业的毕业生签约率则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目前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是比较热门的，可现实击碎了曾经的梦想，一些学生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这不得不值得广大法律人深思。
2法科专业就业之特殊性
（1）法治环境欠缺 1996年在中央领导的法制讲话中，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自“依法治国”的问题首次由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到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渐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知悉。经过多年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法治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思想，创建良好的法治环境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针对目前中国的法治发展水平和状况，中国已经启动并将继续推行的法治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的触角已伸入立法、行政、司法等诸多法治环节。但中国几千年来崇尚“人治”、排斥“法治”的传统不可能立即得到彻底根除,人治的影响还将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完善法治环境的最大障碍。比如，行政行为的法治化还不够完善，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司法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法律普及方面还存在薄弱等。对人治的信赖，寄希望于某个人，纠纷解决机制和规则充斥着人治的色彩，导致法律的权威难以真正树立。法治环境的欠缺以及由此产生的法治需求的低迷,导致法科毕业生的就业范围相对狭窄。
（2）传统行业饱和 选择法律专业的同学，除了因为法律职业的神圣和自己的兴趣，也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前景。从就业单位性质上来看,党政机关依然是法律类毕业生的首选，其次是企事业单位，二者占了需求总数的近70%。同时选择到部队、海关、武警边防等单位的也在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签约的2003届政法类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占到了40%左右，到一般企业单位的占25%左右，到部队、海关、武警边防的占到10%左右。
时下毕业生青睐的传统的就业行业，如政府机构、党政机关等，由于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 正在大大减少人员需求。目前正在推进的地方省级政府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幅度达47％；国务院最近一次机构改革人员精简近50％。大学毕业生进入这些机关都要经过重重考察, 参加公务员考试仍是目前法律专业毕业生进政法部门就业的惟一渠道。由于职位的有限，常常出现几十个报考者竞争一个岗位，必然导致大多数毕业生遭到淘汰。
（3）专业口径单一 虽然1998年进行了法学课程设置改革，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年，我国的法学教育正面临着一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法学专业的学生是被按照学校的统一计划来培养的，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培养的。由于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必修课等课程的学习都有最低学分的要求，因此，学生能够真正选择专业选修课的机会是很有限的。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成良首先提出了专业选修课在课程中所占比例问题。“根据我个人了解的数据，我国法学院本科教学中，专业选修课与专业必修课的比例为3∶7，至于专业选修课在所有课程中的比重就更低了，只占17％左右。也就是说，在法学院四年2700课时左右的学习中，本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未来选择职业的需要，自主决定学习的课程时间不到20％！”由于缺乏学习主动权，导致了专业结构简单，知识体系单一，人才的培养如同流水线生产，难以形成自己的专长和优势。
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简单的技术型人才向复合型人才转变。综合性、复合型人才是现代社会人才需求的主流方向，用人单位也更青睐综合素质强的毕业生。中国加入WTO后，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对法律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活动中，必须掌握经济、国际贸易、企业管理和外语等综合知识，只懂的自己的本专业远远不够。因此，应当给予法律专业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鼓励他们跨学科，跨专业，学有所长，学有所专，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目前的双学位和辅修制度下，法科学生一般是从高中文科类学生选拔，受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往往无力涉及理工科的专业；而理工科的学生则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涉入法学领域，取得相应学位。具有其他相关学科背景的“后法律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对纯法科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挑战。
（4）社会资本不足 社会资本主要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人发展所必要的资本之一。科尔曼在论述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中曾指出：“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它可以从功能上动员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有助于个人或团体获得资源，掌握信息，从而实现特定目标。社会资本可以弥补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的不对称，有助于大学毕业生获取得就业机会。就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社会资本可以保证创业资金的供给。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无论是国家，高校还是大学毕业生本人，只有不断积累社会资本，才能有效的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对在校的法律专业学生，应当积极走出校门，获取到律师事务所或政法机关实习的机会，向法律界的前辈学习，将理论学习和实务学习相结合，积累相关工作经验。同时，在参与实践过程中，面对开放的信息源和多渠道的获取途径，较容易得到有利的咨讯，可以节约求职成本，弥补信息的缺乏，提高就业的机会。跟相关单位的接触，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自己，在与对方合作和共事中建立的良好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5）法学教育大众化与法律职业精英化之冲突 目前，全国开设法律专业的大学已经近400所，在校法律专业的学生约36万人。自1999年扩大招生规模以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普通高校法律专业的本科生人数增长了几倍。一些高校追求建设综合性大学，在师资、硬件设施尚不完善之际，先后设立了法律类专业并大规模招生。除了法律本科的大规模扩招外，法律专科，第二学士学位等全日制教育，成人法学教育，在招生数量上也有了飞速的发展。除正规法律院校（系）外，还有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干校”。此外，还有函授、电大、自考、夜大、业大、职大等多种形式的法律教育。由于法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热门专业，接受法学教育的机会在增加，在校生人数不断增长，法学教育出现了大众化的趋势。而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和精英化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法律传统之一，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法律职业的发展趋势。我国自2002年首次进行了全国的统一司法考试，欲取得法官、检察官、律师资格，均须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并取得合格的成绩。统一司法考试虽然没有覆盖法律职业的全部，但是覆盖了法律职业的主要部分。自2002年实行司法考试制度以来，2002年司法考试的全国通过率是7%，2003年是10.18%，2004年是11.22% 。司法考试的低通过率和法律职业的高门槛，决定了虽受过法律教育的高校学生，在毕业时却并不能轻易迈过这个门槛，从事法律职业。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并非招聘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也对法科毕业生提出了司法考试资格证的要求。自2004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考试时间固定在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周六和周日，司法考试的报名资格要求已取得本科学历，事实上法律本科应届毕业生在找工作时不可能拥有司法考试资格证书。
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在当前尽管处于寒冰期，但种种信息表明，中国巨大的法律市场需求尚未开发。广大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法律需求和服务还没有启动。就个人律师的拥有量而言，根据2002年的统计资料，全国现有律师12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仅0.8个，这个比例不但低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30人，英国15人，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就分别达到了20人和12人。就企业方面讲，我国现有企业5000万家，仅有4万家聘请了律师当法律顾问。目前面临的种种挫折，只是暂时的。作为法律人不应坐享其成，坐以待毙，应当善于开拓，挖掘自己的潜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相信终会冰破泉涌，每个法律人都将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纵向差序格局
——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
贺胤应
【摘 要】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文章称之为“差序格局”。其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思考，本文着重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探讨了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认为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是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文化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法治 差序格局 人口的文化素质 大众媒介
一、提出问题
考察中国二十多年法律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这二十多年，历经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过程。
1978年，中国开始了法制的重建。当时，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社会主义法制发表讲话时曾明确指出，中国需要一大批具有权威、真正得到执行的法律。此后，中国进入了所谓的“立法爆炸”时期，大量的法律、法规、条例被制定。到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立法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法律部门。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法制”，可以称为“法制国家”。[1]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与时俱进的务实精神的正确指引下，党的十五大上，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随后将其写进了宪法。这标志着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中国适时地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迈进。
从“法制”到“法治”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法制与法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互相替代，但关系密切。法制是法律制度，是人们活动的规范或秩序系统；法治以法制为基础，没有法制的法治是不存在的，但是有法制却未必有法治。法制强调实存的规范、秩序；法治则是对法制的价值要求，它要求法制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同时要求法制在程序上、形式上也应当是公正的，例如明确性、平等性、公平性等。[2] 由此可见，实现“法制”易，要“法治”则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的转型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入轨道，千头万绪交织其中，“依法治国”虽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和明确，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建设也一样，“法治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它需要的是一个时间区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3] 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注定漫长而艰难，充满了危险、失误和幻想。[4] 鉴于此，笔者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地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地接近它，并且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5]
进而，我在思考中国的法治建设时，发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为便于研究，我将这种差异性称之为“差序格局”。[6]这种差序格局可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纵向的差序格局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横向的差序格局是指港澳台地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也会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性思考，同时为将问题说透彻，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谈一谈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二、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划分。[7]
从研究法治建设进程中之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参考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设置，我从纵向的角度划分出三片区域来：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
在传统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路径里，从纵的方向一般分为城市和农村，简称“城乡”。这种划分源于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巨大差别，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粗糙的。它抹杀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显著而重要的区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虽同为城市，但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足以影响到我们社会的进步、法治的建设。其次，至2001年底，全国地级区划数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县级区划数2053个，其中县级市293个；地县级市658个，市辖区808个。[8]依据本文下面谈到大城市的划分方法，减去34个省级行政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余下的皆为中小城市，可见中小城市数量之多。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得“善待”中小城市。
本文所指的大城市，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包括两类。一是省级行政区划的直辖市；一是各个省会城市。这两类城市具有如下特点：人口已远远超过百万，有的甚至已经超过千万；是一个省级行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甚至还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早实现四个现代化，且已经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标。
本文所称的中小城市，也包括两类。一是中等城市，一是小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级别上来说，为地厅级；中等城市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市辖区，但所辖区的规模都不大，城市规模上远小于省会城市。小城市主要包括不设区的市的城区，县城的城区等，行政级别为县级区划，规模仅一个城区而已，住着密度相对较高的人口。之所以将两者放在一起，合称“中小城市”，是因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城市规模上相差不大，许多中等城市都是由小城市升格而成，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同构性，差异较小。
小城市、县与大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上有隶属关系，因此，本文所指的市辖区一般都归属于大城市、中等城市的范围；非市辖区的县级城市和小县城都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以陕西省的西安市、咸阳市、韩城市为例。雁塔区、新城区归属于西安这个大城市的范围，而周至、户县等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咸阳是中等城市，秦都区、渭城区等属于咸阳这个中等城市的范围，其它的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韩城市属于县级市，自然也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
除城市以外的地区，都是本文所指的“农村地区”。
为便于观察，制图如下：
农村地区
城区X
市辖区A、B、C…
城区Y
三、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试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认为，现代法治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的支持，偏激一点说“愚昧无法治”。[9]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将法治视为与文化素质水平有着前后相承的时间关系，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外生于法治的异物并且是先于法治的，于是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先行来否定法治或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落后来拖延法治进程就会成为逻辑与实践的高概率发展方向，法治有可能在文化素质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存在。进而认为，文化素质的高低并不是影响法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法治秩序可以通过合理设置制度结构来引导帮助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10]对于这种建设性意见，我是认同的，并且认为郝铁川教授文中的“社会文化水平的制约”部分仅谈“人口的文化素质”是较为狭窄的。社会文化水平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一个人口文化素质所能涵盖。本部分拟从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三方面探讨此问题。
（一） 人口的文化素质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详谈了领导层（掌握不同决策权力的人口，即政策、法律的实际创意者、决策者）、执行层（在各级政府、团体中具体贯彻、实施政策和法律的工作人员的人口）、承受层（社会一般大众人口）的人口的文化素质，这种分类模型颇值借鉴。本文拟借用这种分类模型探讨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内人口的文化素质。
在大城市，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高。这种“高”表现在具有很高的学历，大多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则存在分化现象。既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口，如公私企业的白领及以上阶层、事业单位里的高级雇员等；也有低文化素质的人口，如由村民转化为市民的人口、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口、常年在城市打工并已经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这几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较前一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要低，但大多也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次之。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与大城市没有多大差距，也存在一定的分化，分化的类型也与大城市相似。
农村地区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种状况，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必须到基层去锻炼两年等。本来就是城市人口或已经完全“城市化”的大学生之所以到农村地区去，很大程度上是想赚取一种“政治资本”，他们在农村不会干长久，时间到了，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去。农村地区的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大多数农民最高学历都是初中，稍高一点的学历（中专、高中）的农民大多都会想法设法跳出“农门”，到城市去谋一份职业，创一番天地。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主要是以学历作为衡量标准，可以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当代日益专门化、复杂化的法律的执行，大城市效率最高，中小城市次之，农村地区最小。想使法律在农村地区得到较为理想的实施、执行，就得靠农村地区的干部（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解说”了。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地区的干部在这里充当了一个法律实施的“转化器”。由于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就存在问题，在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出入。既有可能借国家名义进行“权力寻租”，也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还有可能保护国家的利益等。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所形成的知识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是难登大雅之堂、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因此也是不值得大规模生产即进入书本的知识。[11]但当事人双方“心知肚明”，最终形成的书面文件却是符合既定法律形式的。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不能完全说明的问题是，农村的人就一定比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人不遵守法律（殊不知，许多贪污案、玩忽职守的大案都发生在城市；殊不知，“包二奶”往往是学历高的城市人所为）。但受过高学历教育的人口一般都接受过比较正式的法律教育（如非法律院校的《法律基础课》），而其他的人口则不具有这种教育经历。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口的文化素质的差异必然会使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间的法治建设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二）大众媒介
谢飞
1问题的提出
又一届毕业生即将离校，这些曾经怀着憧憬和梦想走进大学校门的莘莘学子，历经四年的锤炼，如今他们走得好么？在即将毕业的时刻，他们是否像四年前考取大学一样，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事实并非如此，在新闻媒体上我们常看到，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加入到了失业行列。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轨的新时期,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就业形势进一步趋紧。由于专业间的差异，在这里笔者无力考查其他专业的就业情势，只想基于本人所在的专业分析一下法科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十年前，一个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基本上都有机会进入国家司法机关，即使不能到司法机关工作而从事与其相关的工作也不会很难。十年后的今天，送走了2000年最后一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迎来了国家司法考试，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国家司法机关已经成为不可能。即使想成为一名律师，参加司法考试也成为必须。当前，包括极少数知名大学法学院的法科学生在内，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而绝大多数政法专业的毕业生签约率则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目前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是比较热门的，可现实击碎了曾经的梦想，一些学生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这不得不值得广大法律人深思。
2法科专业就业之特殊性
（1）法治环境欠缺 1996年在中央领导的法制讲话中，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自“依法治国”的问题首次由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到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渐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知悉。经过多年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法治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思想，创建良好的法治环境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针对目前中国的法治发展水平和状况，中国已经启动并将继续推行的法治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的触角已伸入立法、行政、司法等诸多法治环节。但中国几千年来崇尚“人治”、排斥“法治”的传统不可能立即得到彻底根除,人治的影响还将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完善法治环境的最大障碍。比如，行政行为的法治化还不够完善，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司法队伍建设还有待加强，法律普及方面还存在薄弱等。对人治的信赖，寄希望于某个人，纠纷解决机制和规则充斥着人治的色彩，导致法律的权威难以真正树立。法治环境的欠缺以及由此产生的法治需求的低迷,导致法科毕业生的就业范围相对狭窄。
（2）传统行业饱和 选择法律专业的同学，除了因为法律职业的神圣和自己的兴趣，也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前景。从就业单位性质上来看,党政机关依然是法律类毕业生的首选，其次是企事业单位，二者占了需求总数的近70%。同时选择到部队、海关、武警边防等单位的也在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签约的2003届政法类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占到了40%左右，到一般企业单位的占25%左右，到部队、海关、武警边防的占到10%左右。
时下毕业生青睐的传统的就业行业，如政府机构、党政机关等，由于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 正在大大减少人员需求。目前正在推进的地方省级政府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幅度达47％；国务院最近一次机构改革人员精简近50％。大学毕业生进入这些机关都要经过重重考察, 参加公务员考试仍是目前法律专业毕业生进政法部门就业的惟一渠道。由于职位的有限，常常出现几十个报考者竞争一个岗位，必然导致大多数毕业生遭到淘汰。
（3）专业口径单一 虽然1998年进行了法学课程设置改革，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年，我国的法学教育正面临着一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法学专业的学生是被按照学校的统一计划来培养的，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培养的。由于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必修课等课程的学习都有最低学分的要求，因此，学生能够真正选择专业选修课的机会是很有限的。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成良首先提出了专业选修课在课程中所占比例问题。“根据我个人了解的数据，我国法学院本科教学中，专业选修课与专业必修课的比例为3∶7，至于专业选修课在所有课程中的比重就更低了，只占17％左右。也就是说，在法学院四年2700课时左右的学习中，本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未来选择职业的需要，自主决定学习的课程时间不到20％！”由于缺乏学习主动权，导致了专业结构简单，知识体系单一，人才的培养如同流水线生产，难以形成自己的专长和优势。
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简单的技术型人才向复合型人才转变。综合性、复合型人才是现代社会人才需求的主流方向，用人单位也更青睐综合素质强的毕业生。中国加入WTO后，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对法律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活动中，必须掌握经济、国际贸易、企业管理和外语等综合知识，只懂的自己的本专业远远不够。因此，应当给予法律专业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鼓励他们跨学科，跨专业，学有所长，学有所专，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目前的双学位和辅修制度下，法科学生一般是从高中文科类学生选拔，受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往往无力涉及理工科的专业；而理工科的学生则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涉入法学领域，取得相应学位。具有其他相关学科背景的“后法律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对纯法科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挑战。
（4）社会资本不足 社会资本主要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人发展所必要的资本之一。科尔曼在论述他的社会资本理论中曾指出：“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它可以从功能上动员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有助于个人或团体获得资源，掌握信息，从而实现特定目标。社会资本可以弥补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的不对称，有助于大学毕业生获取得就业机会。就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社会资本可以保证创业资金的供给。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无论是国家，高校还是大学毕业生本人，只有不断积累社会资本，才能有效的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对在校的法律专业学生，应当积极走出校门，获取到律师事务所或政法机关实习的机会，向法律界的前辈学习，将理论学习和实务学习相结合，积累相关工作经验。同时，在参与实践过程中，面对开放的信息源和多渠道的获取途径，较容易得到有利的咨讯，可以节约求职成本，弥补信息的缺乏，提高就业的机会。跟相关单位的接触，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自己，在与对方合作和共事中建立的良好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5）法学教育大众化与法律职业精英化之冲突 目前，全国开设法律专业的大学已经近400所，在校法律专业的学生约36万人。自1999年扩大招生规模以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普通高校法律专业的本科生人数增长了几倍。一些高校追求建设综合性大学，在师资、硬件设施尚不完善之际，先后设立了法律类专业并大规模招生。除了法律本科的大规模扩招外，法律专科，第二学士学位等全日制教育，成人法学教育，在招生数量上也有了飞速的发展。除正规法律院校（系）外，还有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干校”。此外，还有函授、电大、自考、夜大、业大、职大等多种形式的法律教育。由于法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热门专业，接受法学教育的机会在增加，在校生人数不断增长，法学教育出现了大众化的趋势。而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和精英化上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法律传统之一，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法律职业的发展趋势。我国自2002年首次进行了全国的统一司法考试，欲取得法官、检察官、律师资格，均须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并取得合格的成绩。统一司法考试虽然没有覆盖法律职业的全部，但是覆盖了法律职业的主要部分。自2002年实行司法考试制度以来，2002年司法考试的全国通过率是7%，2003年是10.18%，2004年是11.22% 。司法考试的低通过率和法律职业的高门槛，决定了虽受过法律教育的高校学生，在毕业时却并不能轻易迈过这个门槛，从事法律职业。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并非招聘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也对法科毕业生提出了司法考试资格证的要求。自2004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考试时间固定在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周六和周日，司法考试的报名资格要求已取得本科学历，事实上法律本科应届毕业生在找工作时不可能拥有司法考试资格证书。
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在当前尽管处于寒冰期，但种种信息表明，中国巨大的法律市场需求尚未开发。广大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法律需求和服务还没有启动。就个人律师的拥有量而言，根据2002年的统计资料，全国现有律师12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仅0.8个，这个比例不但低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30人，英国15人，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就分别达到了20人和12人。就企业方面讲，我国现有企业5000万家，仅有4万家聘请了律师当法律顾问。目前面临的种种挫折，只是暂时的。作为法律人不应坐享其成，坐以待毙，应当善于开拓，挖掘自己的潜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相信终会冰破泉涌，每个法律人都将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纵向差序格局
——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
贺胤应
【摘 要】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文章称之为“差序格局”。其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思考，本文着重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探讨了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认为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是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文化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法治 差序格局 人口的文化素质 大众媒介
一、提出问题
考察中国二十多年法律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这二十多年，历经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过程。
1978年，中国开始了法制的重建。当时，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社会主义法制发表讲话时曾明确指出，中国需要一大批具有权威、真正得到执行的法律。此后，中国进入了所谓的“立法爆炸”时期，大量的法律、法规、条例被制定。到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立法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法律部门。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法制”，可以称为“法制国家”。[1]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与时俱进的务实精神的正确指引下，党的十五大上，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随后将其写进了宪法。这标志着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中国适时地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迈进。
从“法制”到“法治”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法制与法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互相替代，但关系密切。法制是法律制度，是人们活动的规范或秩序系统；法治以法制为基础，没有法制的法治是不存在的，但是有法制却未必有法治。法制强调实存的规范、秩序；法治则是对法制的价值要求，它要求法制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同时要求法制在程序上、形式上也应当是公正的，例如明确性、平等性、公平性等。[2] 由此可见，实现“法制”易，要“法治”则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的转型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入轨道，千头万绪交织其中，“依法治国”虽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和明确，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建设也一样，“法治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它需要的是一个时间区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3] 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注定漫长而艰难，充满了危险、失误和幻想。[4] 鉴于此，笔者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地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地接近它，并且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5]
进而，我在思考中国的法治建设时，发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法治建设的差异性，为便于研究，我将这种差异性称之为“差序格局”。[6]这种差序格局可分为纵的方向和横的方向两方面。纵向的差序格局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横向的差序格局是指港澳台地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也会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作为基础性的阶段性思考，同时为将问题说透彻，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谈一谈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二、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划分。[7]
从研究法治建设进程中之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参考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设置，我从纵向的角度划分出三片区域来：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
在传统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路径里，从纵的方向一般分为城市和农村，简称“城乡”。这种划分源于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巨大差别，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粗糙的。它抹杀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显著而重要的区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虽同为城市，但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足以影响到我们社会的进步、法治的建设。其次，至2001年底，全国地级区划数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县级区划数2053个，其中县级市293个；地县级市658个，市辖区808个。[8]依据本文下面谈到大城市的划分方法，减去34个省级行政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余下的皆为中小城市，可见中小城市数量之多。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得“善待”中小城市。
本文所指的大城市，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包括两类。一是省级行政区划的直辖市；一是各个省会城市。这两类城市具有如下特点：人口已远远超过百万，有的甚至已经超过千万；是一个省级行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甚至还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早实现四个现代化，且已经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标。
本文所称的中小城市，也包括两类。一是中等城市，一是小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级别上来说，为地厅级；中等城市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市辖区，但所辖区的规模都不大，城市规模上远小于省会城市。小城市主要包括不设区的市的城区，县城的城区等，行政级别为县级区划，规模仅一个城区而已，住着密度相对较高的人口。之所以将两者放在一起，合称“中小城市”，是因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城市规模上相差不大，许多中等城市都是由小城市升格而成，在市民素养、居民收入、城市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同构性，差异较小。
小城市、县与大城市、中等城市在行政上有隶属关系，因此，本文所指的市辖区一般都归属于大城市、中等城市的范围；非市辖区的县级城市和小县城都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以陕西省的西安市、咸阳市、韩城市为例。雁塔区、新城区归属于西安这个大城市的范围，而周至、户县等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咸阳是中等城市，秦都区、渭城区等属于咸阳这个中等城市的范围，其它的县的城区则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韩城市属于县级市，自然也是本文所指的“小城市”。
除城市以外的地区，都是本文所指的“农村地区”。
为便于观察，制图如下：
农村地区
城区X
市辖区A、B、C…
城区Y
三、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角度试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纵向的差序格局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认为，现代法治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的支持，偏激一点说“愚昧无法治”。[9]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将法治视为与文化素质水平有着前后相承的时间关系，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外生于法治的异物并且是先于法治的，于是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先行来否定法治或借口文化素质水平的落后来拖延法治进程就会成为逻辑与实践的高概率发展方向，法治有可能在文化素质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存在。进而认为，文化素质的高低并不是影响法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法治秩序可以通过合理设置制度结构来引导帮助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10]对于这种建设性意见，我是认同的，并且认为郝铁川教授文中的“社会文化水平的制约”部分仅谈“人口的文化素质”是较为狭窄的。社会文化水平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是一个人口文化素质所能涵盖。本部分拟从人口的文化素质、大众媒介、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三方面探讨此问题。
（一） 人口的文化素质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中，详谈了领导层（掌握不同决策权力的人口，即政策、法律的实际创意者、决策者）、执行层（在各级政府、团体中具体贯彻、实施政策和法律的工作人员的人口）、承受层（社会一般大众人口）的人口的文化素质，这种分类模型颇值借鉴。本文拟借用这种分类模型探讨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三个地理空间内人口的文化素质。
在大城市，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高。这种“高”表现在具有很高的学历，大多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则存在分化现象。既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口，如公私企业的白领及以上阶层、事业单位里的高级雇员等；也有低文化素质的人口，如由村民转化为市民的人口、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口、常年在城市打工并已经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这几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较前一类人口的文化素质要低，但大多也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次之。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与大城市没有多大差距，也存在一定的分化，分化的类型也与大城市相似。
农村地区的领导层、执行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种状况，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必须到基层去锻炼两年等。本来就是城市人口或已经完全“城市化”的大学生之所以到农村地区去，很大程度上是想赚取一种“政治资本”，他们在农村不会干长久，时间到了，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去。农村地区的承受层人口的文化素质最低，大多数农民最高学历都是初中，稍高一点的学历（中专、高中）的农民大多都会想法设法跳出“农门”，到城市去谋一份职业，创一番天地。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主要是以学历作为衡量标准，可以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当代日益专门化、复杂化的法律的执行，大城市效率最高，中小城市次之，农村地区最小。想使法律在农村地区得到较为理想的实施、执行，就得靠农村地区的干部（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解说”了。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地区的干部在这里充当了一个法律实施的“转化器”。由于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就存在问题，在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出入。既有可能借国家名义进行“权力寻租”，也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还有可能保护国家的利益等。实施、执行法律的过程所形成的知识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是难登大雅之堂、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因此也是不值得大规模生产即进入书本的知识。[11]但当事人双方“心知肚明”，最终形成的书面文件却是符合既定法律形式的。
人口的文化素质之高低不能完全说明的问题是，农村的人就一定比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人不遵守法律（殊不知，许多贪污案、玩忽职守的大案都发生在城市；殊不知，“包二奶”往往是学历高的城市人所为）。但受过高学历教育的人口一般都接受过比较正式的法律教育（如非法律院校的《法律基础课》），而其他的人口则不具有这种教育经历。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口的文化素质的差异必然会使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之间的法治建设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二）大众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