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镇财政所所长是否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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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镇财政所所长是否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镇财政所所长是否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
（2000年5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高检发研字(2000)9号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你院沪检发(2000)30号文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对于属行政执法事业单位的镇财政所中按国家机关在编干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履行政府行政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
200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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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人人格否定案件的诉讼指南
阚凤军
公司法人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应该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一大亮点，它对于哪些试图操作子公司或所出资的公司而为己牟利的人或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某些债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并不是能够比较容易启动法人人格否定之诉讼。本文根据业务上的经验及有关问题的理解，就该类诉讼的有关问题分析如下，供参考：
1提起法人人格否定诉讼的法律依据
1.1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2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诉讼主体的确定
2.1 有权提起法人人格否定之诉的原告主体，根据公司法第十二条及六十四条的规定：
2.1.1 受到利益损害的公司；
2.1.2 受到利益损害的股东；
2.1.3 受到利益损害的债权人。
2.2 应该成为法人人格否定之诉主体的诉讼地位，亦根据公司法第十二条及六十四条的规定：
2.2.1 公司债权人以侵权或合同债务为由起诉公司的同时，将公司的股东一并起诉。在此情况下，应将该公司及股东列为共同被告进行审理。
2.2.2 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提起合同、侵权等诉讼后，又以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与股东有限责任为由，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应该追加股东为被告。
2.2.3 公司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合同之债或侵权之债务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并在申请执行之前或执行过程中发现股东之违法行为，进而要求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则按照目前的执行流程，债权人应该向法院提起以该股东被被告的法人人格否定诉讼，从而实现由该股东与公司一并承担履行判决的义务的主体。同时，将公司列为第三人。
2.2.4 公司的其他股东如果认为某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提起人格否定之诉，则该股东应该为被告，而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2.5 公司如果认为某一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提起人格否定之诉，则该股东应该为被告，而公司的其他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3 法人人格否定诉讼的构成条件
3.1 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即该公司必须实际实施了侵权行为，从而导致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
3.2 逃避债务，即公司实施上述侵权行为的目的是逃避该股东之债务，实现通过子公司或所出资公司转嫁或逃避责任的目的；
3.3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即股东的行为严重债权人的利益的实现。那么如何判定判定“严重损害”，则需要司法通过判例明确有关标准。我个人认为需要结合案件的整体情况，并通过该股东的行为给公司的资产、负债、现金流等实际影响等因素综合判定。
4 可能认定“公司法人人格否定” 的几种情况
4.1 股东未缴纳或缴足出资，或股东在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致使公司资本低于该类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司资本显著不足。
4.2 股东与公司之间人格高度混同：
4.2.1 存在股东与公司资金混同、财务管理不作清晰区分等财产混同情形的；
4.2.2 存在股东与公司业务范围重合或大部分交叉等业务混同情形的；
4.2.3 存在股东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管人员相互兼任，员工大量重合等人事混同情形的；
4.2.4 存在股东与公司使用同一营业场所等情形的。
4.3 股东利用关联交易，非法隐匿、转移公司财产的，可以认定股东对公司进行不正当支配和控制；
4.4 其他有助于认定“公司法法人人格否定”的因素：
4.4.1 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股权结构；
4.4.2 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报表合并；
4.4.3 母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
4.4.4 子公司工资及其他费用的支付情况；
4.4.5 母公司是否是子公司的唯一收入来源；
4.4.6 子公司利润分配情况。
5 举证责任：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定”诉讼的原告，即公司债权人、其他股东或公司需要对股东滥用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6 中国公司法仅规定母子公司之间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之情形，但在兄弟公司之间、甚至非关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滥用法人人格独立，进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行为，以及如何处理上述行为？我个人认为仍然可以参照本人上述有关标准进行判定并要求该公司对他人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赵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 虞浔 华东政法大学 , 卜磊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关键词: 刑事简易程序/泛化/正当化/价值取向/运作机制
内容提要: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正在逐步提高，适用率较低将不再是适用简易程序的主要问题。目前应注意的是在简易程序扩大适用进程中，自发的简易程序泛化所可能导致的使普通程序正当化改革变得毫无意义的问题，但二者并非相互冲突。树立合理的简易程序价值取向并构建科学的简易程序运作机制将使得普通程序更加正当、繁复，简易程序更加合理、简易。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刑事简易程序备受关注且是改革的重点对象，随着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扩张，简易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而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也极可能成为普通程序正当化改革的消解力量。但二者并非相互冲突，树立和设计科学的简易程序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将使得二者呈现互补和促进关系，从而使得普通程序更加正当、繁复，简易程序更加合理、简易。
一、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现状
（一）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的提高
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简易程序至今已经十五年。其间，司法实践部门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经历了从排斥到慎重适用，再到扩大适用的过程。1997年整个上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比例大约占刑事公诉案件总数的10％，有些地区低至5％，有些地区高达15 ％ 。[1]1997年安徽省检察机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占公诉案件的8％。[2]1997年全国基层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结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4％。[3]从整体而言，简易程序适用率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审判人员因怕独自承担责任，而不愿一人独审；有的领导对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不放心，怕出问题，不愿放权；有的司法人员为避免检法两机关在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上的争执，通常都不愿主动提出。
1998年以后，由于法院、检察院对简易程序运作机制已逐渐熟悉，也感受到适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率有大幅提高，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全国范围内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比例分别为：19.23％、21.45％、22.90％、21．89％、33.77％。[4]
有些地方这一数据增长得更快，如江苏镇江市1999年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比1998年上升了129％，占起诉总数的36％。[5]据笔者近期对上海一基层检察院的了解，简易程序的适用率已经大幅提高，该院公诉科专门设有简案组，负责办理简易刑事案件，该区最近的某一年中全年办理刑事案件将近600件，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达300多件，换言之，有超过50％的案件适用了简易程序。而出庭公诉的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又占多数，真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并不多，因而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已经超过70％。笔者又调查相距较远的上海另一个区检察院，其简易程序的适用率也在70％以上，而在整个上海而言，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保守估计也会在50％以上，因此，至少在上海市，适用率较低的问题已不再是适用简易程序中的突出问题。[6]
（二）简易程序适用障碍质疑
之前所存在的导致简易程序适用率低的原因，目前似乎都已经不再存在。首先，检察院、法院为了避免争执而尽量避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似乎已不存在。据笔者通过询问一些检察官、法官了解到，他们都很愿意适用简易程序，还主张扩大适用。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法院很少退回。相反，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的案件，检察院决定对其适用普通程序后，最终又可能由法院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其次，检察机关和法院内部对适用简易程序规定了严格的审批手续的情况也似乎不再存在。目前，检察机关已经推行了主诉检察官制度，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如果由主诉检察官办理，其有权自行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而不需要经过部门负责人的审批。
二、刑事简易程序应然价值导向
对于“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提法，司法人员都已耳熟能详，但是并没有多少司法人员能详述“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具体内容，并秉承“正当程序”的司法理念进行刑事诉讼。当然这并不能归咎于实务界，因为即使在理论界，“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内涵也并未被完全厘清，更不用说找到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正当刑事诉讼诉讼程序”。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廓清正当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关系，确立科学的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价值取向和繁简分流机制，必将导致简易程序泛化，使得我国刚刚起步的、以程序正当化为目标的司法改革付诸东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简化诉讼程序并非是我国审判方式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及肯定简化程序中的应有的司法理念问题，其意义在于为创建我国司法审判主流模式取得突破性发展积累经验”。 [7]虽然是相对于普通程序简化审而言，但对简易程序具有同样意义。
简易程序本身也存在着正当性问题，但很难想象在没有成熟的普通程序的前提下能产生科学的简易程序。刑事简易程序的正常发展历程应是由繁入简，而不是由简到更简。由于我国没有科学正当的普通程序作为基础制度，司法人员和普通民众普遍不具有正当程序的观念，因此如果不确立科学的简易程序价值导向和繁简分流机制，简易程序极可能以合法的形式滑向比本已很简单的普通程序更加简单的强职权主义诉讼程序，并最终导致简易程序的泛化。
但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与司法程序的正当化并非相互冲突。从各国司法发展和改革趋势来看，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通常并行不悖，并以恰当的繁简分流机制使案件各人其道，从而使普通程序正当化在现有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获得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即以简易程序的适用为普通程序的正当化、细密化节省必要的司法资源。如在美国民事小额诉讼制度的出现及逐渐普及的时期，正好与包括诉答、开示等程序在内的现代民事诉讼基本框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重合。[8]
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正当程序的繁复而导致的司法资源的相对短缺和诉讼拖延，而我国诉讼程序则面临着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双重困境，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司法信任危机表明，司法的专业化和程序的正当化仍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
简易程序是当代司法公正内涵不断扩张、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司法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相互妥协的结果。在个案中简易程序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司法之所以成为司法”的核心内涵，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诉讼程序的基本制度。相反，它应该以普通程序作为背景和母体制度，将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内涵体现于适用选择和运作之中。因为繁琐的普通程序本身不仅仅在于发现案件事实，还在于满足社会对公正信仰的需求、对权力的制约、法律公信力和威严的建立，以及对司法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宽容评价。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已不可能等待实现程序的正当化之后再确立程序的简易化，司法正当性和司法效率的课题同时摆在我们面前，它要求程序的正当化和程序的简易同时实现，而这似乎是一个水火不容的问题。
或许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和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会使二者相辅相成并同时实现，然而在司法机关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又极可能导致简易程序的泛化，因此，理性的选择莫过于确立司法正当化的总体目标，建立以当事人自由意志为主、法律的强制规范为辅的科学分流机制，同时大力推进普通程序正当化、规范化步伐，使之尽快发挥简易程序的背景制度功能，最终实现司法效率和公正的双重目标。
三、科学刑事简易程序运作机制的构建
合理的简易程序在整体正义上并不亚于普通程序，[9]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划分不应以公正与效率的冲突为基础。规制简易程序并非为了限制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而是引导其合理适用。因为程序的简化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复杂程序也并不意味着程序合理，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刑事程序都不可能保证完全公正地处理各种案件。关键是要确立科学的分流机制和司法公正的基本标准，并把当事人自愿和理性的选择引入到简易程序的适用机制之中，如此才可能弥补程序本身的缺陷，并使之达到相对合理性。
（一）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就目前来看，仅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和部分自诉案件等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从长远来看，应将普通程序简化审看作是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一个过渡。如此，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可能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一审法院几乎所有管辖案件。但笔者认为这并没有泛化简易程序之嫌，因为普通程序是否简化审还取决于其他两个条件：一是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二是控辩审三方的意愿。对一审法院管辖的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基本上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中案件事实清楚应指主要案件事实，而不是案件全部事实，否则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将寥寥无几。
（二）在分流机制中引入被告人（包括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实质选择权
阚凤军
公司法人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应该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一大亮点，它对于哪些试图操作子公司或所出资的公司而为己牟利的人或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某些债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并不是能够比较容易启动法人人格否定之诉讼。本文根据业务上的经验及有关问题的理解，就该类诉讼的有关问题分析如下，供参考：
1提起法人人格否定诉讼的法律依据
1.1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2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诉讼主体的确定
2.1 有权提起法人人格否定之诉的原告主体，根据公司法第十二条及六十四条的规定：
2.1.1 受到利益损害的公司；
2.1.2 受到利益损害的股东；
2.1.3 受到利益损害的债权人。
2.2 应该成为法人人格否定之诉主体的诉讼地位，亦根据公司法第十二条及六十四条的规定：
2.2.1 公司债权人以侵权或合同债务为由起诉公司的同时，将公司的股东一并起诉。在此情况下，应将该公司及股东列为共同被告进行审理。
2.2.2 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提起合同、侵权等诉讼后，又以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与股东有限责任为由，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应该追加股东为被告。
2.2.3 公司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合同之债或侵权之债务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并在申请执行之前或执行过程中发现股东之违法行为，进而要求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则按照目前的执行流程，债权人应该向法院提起以该股东被被告的法人人格否定诉讼，从而实现由该股东与公司一并承担履行判决的义务的主体。同时，将公司列为第三人。
2.2.4 公司的其他股东如果认为某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提起人格否定之诉，则该股东应该为被告，而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2.5 公司如果认为某一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提起人格否定之诉，则该股东应该为被告，而公司的其他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3 法人人格否定诉讼的构成条件
3.1 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即该公司必须实际实施了侵权行为，从而导致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
3.2 逃避债务，即公司实施上述侵权行为的目的是逃避该股东之债务，实现通过子公司或所出资公司转嫁或逃避责任的目的；
3.3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即股东的行为严重债权人的利益的实现。那么如何判定判定“严重损害”，则需要司法通过判例明确有关标准。我个人认为需要结合案件的整体情况，并通过该股东的行为给公司的资产、负债、现金流等实际影响等因素综合判定。
4 可能认定“公司法人人格否定” 的几种情况
4.1 股东未缴纳或缴足出资，或股东在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致使公司资本低于该类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司资本显著不足。
4.2 股东与公司之间人格高度混同：
4.2.1 存在股东与公司资金混同、财务管理不作清晰区分等财产混同情形的；
4.2.2 存在股东与公司业务范围重合或大部分交叉等业务混同情形的；
4.2.3 存在股东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管人员相互兼任，员工大量重合等人事混同情形的；
4.2.4 存在股东与公司使用同一营业场所等情形的。
4.3 股东利用关联交易，非法隐匿、转移公司财产的，可以认定股东对公司进行不正当支配和控制；
4.4 其他有助于认定“公司法法人人格否定”的因素：
4.4.1 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股权结构；
4.4.2 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报表合并；
4.4.3 母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
4.4.4 子公司工资及其他费用的支付情况；
4.4.5 母公司是否是子公司的唯一收入来源；
4.4.6 子公司利润分配情况。
5 举证责任：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定”诉讼的原告，即公司债权人、其他股东或公司需要对股东滥用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6 中国公司法仅规定母子公司之间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之情形，但在兄弟公司之间、甚至非关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滥用法人人格独立，进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行为，以及如何处理上述行为？我个人认为仍然可以参照本人上述有关标准进行判定并要求该公司对他人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赵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 虞浔 华东政法大学 , 卜磊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关键词: 刑事简易程序/泛化/正当化/价值取向/运作机制
内容提要: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正在逐步提高，适用率较低将不再是适用简易程序的主要问题。目前应注意的是在简易程序扩大适用进程中，自发的简易程序泛化所可能导致的使普通程序正当化改革变得毫无意义的问题，但二者并非相互冲突。树立合理的简易程序价值取向并构建科学的简易程序运作机制将使得普通程序更加正当、繁复，简易程序更加合理、简易。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刑事简易程序备受关注且是改革的重点对象，随着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扩张，简易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而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也极可能成为普通程序正当化改革的消解力量。但二者并非相互冲突，树立和设计科学的简易程序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将使得二者呈现互补和促进关系，从而使得普通程序更加正当、繁复，简易程序更加合理、简易。
一、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现状
（一）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的提高
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简易程序至今已经十五年。其间，司法实践部门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经历了从排斥到慎重适用，再到扩大适用的过程。1997年整个上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比例大约占刑事公诉案件总数的10％，有些地区低至5％，有些地区高达15 ％ 。[1]1997年安徽省检察机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占公诉案件的8％。[2]1997年全国基层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结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4％。[3]从整体而言，简易程序适用率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审判人员因怕独自承担责任，而不愿一人独审；有的领导对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不放心，怕出问题，不愿放权；有的司法人员为避免检法两机关在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上的争执，通常都不愿主动提出。
1998年以后，由于法院、检察院对简易程序运作机制已逐渐熟悉，也感受到适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率有大幅提高，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全国范围内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比例分别为：19.23％、21.45％、22.90％、21．89％、33.77％。[4]
有些地方这一数据增长得更快，如江苏镇江市1999年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比1998年上升了129％，占起诉总数的36％。[5]据笔者近期对上海一基层检察院的了解，简易程序的适用率已经大幅提高，该院公诉科专门设有简案组，负责办理简易刑事案件，该区最近的某一年中全年办理刑事案件将近600件，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达300多件，换言之，有超过50％的案件适用了简易程序。而出庭公诉的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又占多数，真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并不多，因而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已经超过70％。笔者又调查相距较远的上海另一个区检察院，其简易程序的适用率也在70％以上，而在整个上海而言，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保守估计也会在50％以上，因此，至少在上海市，适用率较低的问题已不再是适用简易程序中的突出问题。[6]
（二）简易程序适用障碍质疑
之前所存在的导致简易程序适用率低的原因，目前似乎都已经不再存在。首先，检察院、法院为了避免争执而尽量避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似乎已不存在。据笔者通过询问一些检察官、法官了解到，他们都很愿意适用简易程序，还主张扩大适用。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法院很少退回。相反，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的案件，检察院决定对其适用普通程序后，最终又可能由法院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其次，检察机关和法院内部对适用简易程序规定了严格的审批手续的情况也似乎不再存在。目前，检察机关已经推行了主诉检察官制度，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如果由主诉检察官办理，其有权自行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而不需要经过部门负责人的审批。
二、刑事简易程序应然价值导向
对于“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提法，司法人员都已耳熟能详，但是并没有多少司法人员能详述“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具体内容，并秉承“正当程序”的司法理念进行刑事诉讼。当然这并不能归咎于实务界，因为即使在理论界，“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内涵也并未被完全厘清，更不用说找到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正当刑事诉讼诉讼程序”。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廓清正当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关系，确立科学的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价值取向和繁简分流机制，必将导致简易程序泛化，使得我国刚刚起步的、以程序正当化为目标的司法改革付诸东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简化诉讼程序并非是我国审判方式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及肯定简化程序中的应有的司法理念问题，其意义在于为创建我国司法审判主流模式取得突破性发展积累经验”。 [7]虽然是相对于普通程序简化审而言，但对简易程序具有同样意义。
简易程序本身也存在着正当性问题，但很难想象在没有成熟的普通程序的前提下能产生科学的简易程序。刑事简易程序的正常发展历程应是由繁入简，而不是由简到更简。由于我国没有科学正当的普通程序作为基础制度，司法人员和普通民众普遍不具有正当程序的观念，因此如果不确立科学的简易程序价值导向和繁简分流机制，简易程序极可能以合法的形式滑向比本已很简单的普通程序更加简单的强职权主义诉讼程序，并最终导致简易程序的泛化。
但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与司法程序的正当化并非相互冲突。从各国司法发展和改革趋势来看，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通常并行不悖，并以恰当的繁简分流机制使案件各人其道，从而使普通程序正当化在现有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获得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即以简易程序的适用为普通程序的正当化、细密化节省必要的司法资源。如在美国民事小额诉讼制度的出现及逐渐普及的时期，正好与包括诉答、开示等程序在内的现代民事诉讼基本框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重合。[8]
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正当程序的繁复而导致的司法资源的相对短缺和诉讼拖延，而我国诉讼程序则面临着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双重困境，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司法信任危机表明，司法的专业化和程序的正当化仍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
简易程序是当代司法公正内涵不断扩张、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司法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相互妥协的结果。在个案中简易程序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司法之所以成为司法”的核心内涵，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诉讼程序的基本制度。相反，它应该以普通程序作为背景和母体制度，将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内涵体现于适用选择和运作之中。因为繁琐的普通程序本身不仅仅在于发现案件事实，还在于满足社会对公正信仰的需求、对权力的制约、法律公信力和威严的建立，以及对司法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宽容评价。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已不可能等待实现程序的正当化之后再确立程序的简易化，司法正当性和司法效率的课题同时摆在我们面前，它要求程序的正当化和程序的简易同时实现，而这似乎是一个水火不容的问题。
或许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和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会使二者相辅相成并同时实现，然而在司法机关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又极可能导致简易程序的泛化，因此，理性的选择莫过于确立司法正当化的总体目标，建立以当事人自由意志为主、法律的强制规范为辅的科学分流机制，同时大力推进普通程序正当化、规范化步伐，使之尽快发挥简易程序的背景制度功能，最终实现司法效率和公正的双重目标。
三、科学刑事简易程序运作机制的构建
合理的简易程序在整体正义上并不亚于普通程序，[9]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划分不应以公正与效率的冲突为基础。规制简易程序并非为了限制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而是引导其合理适用。因为程序的简化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复杂程序也并不意味着程序合理，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刑事程序都不可能保证完全公正地处理各种案件。关键是要确立科学的分流机制和司法公正的基本标准，并把当事人自愿和理性的选择引入到简易程序的适用机制之中，如此才可能弥补程序本身的缺陷，并使之达到相对合理性。
（一）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就目前来看，仅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和部分自诉案件等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从长远来看，应将普通程序简化审看作是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一个过渡。如此，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可能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一审法院几乎所有管辖案件。但笔者认为这并没有泛化简易程序之嫌，因为普通程序是否简化审还取决于其他两个条件：一是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二是控辩审三方的意愿。对一审法院管辖的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基本上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中案件事实清楚应指主要案件事实，而不是案件全部事实，否则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将寥寥无几。
（二）在分流机制中引入被告人（包括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实质选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