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银行爱心基金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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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爱心基金管理规定
中国建设银行爱心基金管理规定
建设银行
一、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扶贫帮困、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资助家庭困难的高校学生，奖励见义勇为者，支持“希望工程”建设，树立中国建设银行良好的企业形象，在建设银行系统内建立“中国建设银行爱心基金”（简称爱心基金）。为管
好爱心基金，保证爱心基金的合理、有序和规范运作，特制定本规定。
二、爱心基金来源为建设银行系统职工个人自愿捐款和基金增值。不接受建设银行系统外个人捐款和公款捐赠。
三、爱心基金全部款项由总行集中管理，并在银行开立专户存储，本金保持不变，每年的存款利息等收入（基金增值部分）用于专项资助支出，当年支出节余部分，结转下一年度使用。
四、爱心基金专项支出主要用于资助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高等院校中的贫困学生，奖励社会上见义勇为者，每年为全国贫困或受灾地区建立两所建设银行希望小学。
五、爱心基金资金专项支出由总行掌握与管理。
六、总行设立“中国建设银行爱心基金管理委员会”，由总行行长、副行长、纪检组长、总行有关部门主任和各一级分行行长组成。日常工作由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负责，具体工作委托总行扶贫办公室办理。
各一级分行应明确相应处室，负责管理、监督和落实总行爱心基金管委会下拨的资金。
七、爱心基金每年向全国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提供50万元资金，用于在全社会奖励见义勇为者。
爱心基金每年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供50万元资金，用于在全国贫困地区或当年受灾地区建立两所建设银行希望小学。
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分配各分行每年资助贫困学生的名额，并按每个贫困学生每年资助2000元的标准，将资助贫困学生的资金每年一次按分配的名额拨付到各一级分行。各一级分行应根据拨付的资金额商当地政府教育委员会，明确1～2所重点高等院校并具体确定资助对象。具体
分配比例和发放办法另行规定。
八、爱心基金全部款项必须按照指定用途专款专用，任何人不得截留或改变用途。
九、各一级分行每年12月1日前向爱心基金管理委员会报告资助贫困学生资金使用情况，由总行扶贫办公室汇总后报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后，于次年初在《建设银行报》上向全行职工公布。
十、本规定由中国建设银行爱心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自1996年6月10日起执行。
1996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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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押制度存在问题及改革完善的建议
□王维新
[摘 要] 羁押制度存在两方面的问题：该制度设计不合理，适用现状堪忧；价值理念存有偏差，救济保障功能不足。应改革羁押制度，修改相关条款，确定科学公正的羁押期限，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不受非法侵犯。
[关键词] 羁押 制度 问题分析 改革完善 建议
本文中的羁押指的是未决羁押，未决羁押对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及时追究和惩罚犯罪十分重要，但这项制度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对未决羁押的权力设置存在弊端，急需要通过立法完善、制度改革，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不受非法侵犯。
一、羁押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羁押制度设计不合理，适用现状堪忧。
1、羁押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羁押率较高。羁押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羁押适用的程度，我们的羁押适用太过普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和惯例而存在。另一方面，超期羁押尚未根除。羁押超越法定期限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和对程序法律的践踏，是久治不愈的司法顽症，虽经多次专门治理受到了控制，但这一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和审查起诉、审理期限的规定的顽症并未完全消除。
2、刑事拘留后的羁押情况分析。刑事拘留条件宽泛，造成羁押时限的滥用。刑诉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七项刑事拘留的条件，其中有关“身份不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规定，这显然更多地考虑了案件的复杂和侦查的实际需要，而忽略了刑事拘留适用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时，刑事拘留羁押期限过长，个案条件普遍化适用问题突出。刑事拘留是一种紧急处分措施，随之而形成的状态就是羁押，而这一羁押的期限却明显过长。刑诉法规定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但同时又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而这种延长只须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这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公安机关普遍利用，造成很多案件在接近7日或30日这个“临界点”时才提请逮捕。
3、逮捕后的羁押情况分析。首先，从程序公平的角度来说，羁押是否正确合法，不能仅凭侦查机关一家之言，应同时听取被羁押人的陈述和意见。而逮捕的有权决定机关是检察院和法院，在审查或决定逮捕的时候都无听证的程序，目前的批捕程序也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口头讯问，但犯罪嫌疑人没有机会与侦查人员对质，因而很难改变在逮捕以前形成的单一有罪供述的不利影响。其次，逮捕后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规定存在漏洞。一般情况下，逮捕后的羁押不得超过两个月，但在法定特殊情况下，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可以分别由上一级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批准，分别延长一个月、两个月，算来最长达到七个月。刑诉法还确立了三项规则，赋予公安、检察机关更大的延长羁押期限余地：一是在侦查期间“发现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公安机关可自行决定“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限”。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只要发现嫌疑人犯有两项以上罪行的，都可以在羁押期限满7个月之前，反复重新计算羁押期限，逮捕后的羁押可随着罪行的增加而自动延长，这无疑于将一部分逮捕的决定权授予了公安机关。二是“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只要证据尚未达到提起公诉、定罪所需要的证明标准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又不确定，公安机关就可以将业已实施的羁押不予计算，而一直无限期将嫌疑人羁押下去，这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让公安机关自行掌握羁押期限。三是管辖争议的解决没有时间上的界定，扯皮现象严重。刑诉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刑诉法规定了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改变案件管辖的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但是，没有规定解决案件管辖争议的时间和拖延案件处理应承担的责任。
(二)价值理念存有偏差，救济保障功能不足。
1、设置理念局限和价值取向偏差。首先，“犯罪控制”的诉讼理念太强，主要表现为：公安、检察、法院均有采用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或制约；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操作方便，公安、检察和法院均可各自采用；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有权决定逮捕而无须经过检察机关的监督。其次，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而我们的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常让位于惩罚犯罪的需求，羁押因此成为一种常态而非例外，这与从官方到民间普遍存在的“有罪推定”思维定势有关。再次，以侦查为重心的刑事诉讼构造亦有弊端。我们的刑事诉讼采用的是诉讼阶段论。侦查是刑事诉讼的起点，绝大部分的证据都要由侦查机关收集，侦查的成败决定着国家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能否实现。由于侦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证据、查清事实，从而使羁押的工具价值倍受侦查机关青睐，造成羁押普遍化、工具化、羁押率过高及超期羁押的现状。
2、权力配置不尽合理。首先，羁押场所侦查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侦查机关和羁押场所相分离的制度．将羁押场所置于第三方机关的控制之下，从而避免侦查机关利用羁押的便利对被羁押人员采取各种不恰当的或者非法的侦查手段。我们的羁押由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控制下的看守所执行，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其次，羁押权力失控。有权力就要有制约，羁押因其本身的严厉性和可能对被羁押人造成的严重侵害，要求我们必须从权力行使的角度对其加以严格控制。刑事拘留，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做出决定，不受相应的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检察机关虽然具有法律监督职能，但同时还承担着控诉的职能，这种双重角色使得检察机关很自然地与公安机关站在共同完成控诉活动的立场上，难以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再次，羁押措施不独立。羁押应该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一样，独立地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却将它作为拘留和逮捕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使它成了刑事诉讼的“附属措施”。羁押措施的不独立还表现在我国无专门的羁押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实际与各诉讼阶段的“办案期限”完全一体。[1]不论诉讼活动继续进行还是暂时中止，甚或是从审判、审查起诉阶段分别倒退回审查起诉、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都会自动地加以顺延。如公诉人发现有罪证据不足的一般会提出延期审理请求。很明显羁押不仅依附于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还服务于侦查、审查起诉活动的需要；在期限上也不独立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诉讼活动的期限。这充分显示出未决羁押的适用几乎不受任何独立的司法控制，而成为一种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工具。
3、救济保障功能不足。首先，司法实践中羁押缺乏必要的审查程序。我们的做法是，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属于侦查阶段羁押的自然延续，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不会就是否继续羁押嫌疑人的问题举行任何形式的审查；在审判阶段，法院在开始审判程序之前并不需就羁押的合法性问题举行任何形式的司法听审或者听证。如果不发生例外情况，这些阶段的羁押会随着诉讼活动的进行而相应地延续下去。毫无疑问，司法复查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及时发现非法羁押现象，并对在羁押理由和必要性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及时解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使被羁押者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司法救济。其次，超期羁押责任难以追究。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使我们关注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如何量刑，而忽视对被羁押人的羁押期限之类的程序性问题。对超期羁押这种程序违法，由于责任分散而难以追究责任，除非办案人员有渎职的行为。反过来，正因为对超期羁押的责任追究不到位，所以司法工作人员才敢于超期羁押。
二、改革完善羁押制度的建议
羁押应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不受非法侵犯为宗旨，在保障整体人权的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体人权不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一）遵循五项原则，改革羁押制度。
1、羁押正当性原则。滥用羁押权力是不存在正当性法律基础的。羁押制度的正当性必须要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来保障，一是要准确界定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和应当适用的程序，以防止羁押的随意性和违法性；二是规定必要和有效的救济程序；三是设立科学的赔偿程序。只有在明确适用羁押情况的基础上才能构建羁押制度和程序的正当性。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认为立法机关在合理界定羁押范围的基础上要准确界定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并确定正当程序保障及法律应当规定被追诉者享有必要的诉讼权利。
2、司法审查原则。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它刑罚；未经人民检察院或者法院的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它强制性侦查措施。对羁押措施要采取审查与监督的机制，使公民由此享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法律保护是公民的基本程序权利，在其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有权得到公正和有效的司法救济。国家要受法律和权利的约束，受公正有效的司法保护的约束。
3、羁押措施的例外性原则。羁押本身含有暂时性的意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明确指出：“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国内法与国际准则都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以前的等待过程中不被长时间地剥夺人身自由。对未决犯的羁押并不具有实体上认定有罪的性质，实体上罪与罚的认定专属于法院，因此羁押只是程序性的裁判措施，是对涉嫌犯罪的人自由加以剥夺，属于依附性措施，它作为一种限制或者剥夺基本人权的强制性措施只能是一种例外。
4、羁押措施的独立性原则。羁押措施直接关系着公民人身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问题，必须由专门机关决定和执行，要有专门的程序。任何人不得任意剥夺他人人身的自由。羁押的独立性还表现在羁押必须在专门的场所进行，不能随意确定关押的场所。该场所在设置上必须具有独立性，不能依附于办案机关。羁押期限也应摆脱对办案期限的依附，因为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5、羁押措施的比例性原则。 羁押期限的长短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犯罪的轻重成比例。也就是说，罪重的可能判处刑期较长的，羁押期限就相应的长一些；反之，罪轻的可能判处刑期较短的，羁押期限就应当短一些。同时也应当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在押人员的最长羁押期限作出限制，从而使羁押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二)修改相关条款，确定科学公正的羁押期限。
1、修改“监视居住”为“限制居住”。限制居住是指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限定在其住处或者居所居住，离开住所或者居住的地方要经批准，并定期到执行机关报到。限制的地点又决定机关确定，但不能在羁押场所限制居住。限制居住与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相同，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遵守的规定有所差异，而实践中监视居住受到质疑的是监视居住所涉及与之同居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可将监视居住改造为限制居住，改造相关强制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发挥非羁押措施的作用，从而实现羁押率下降，使羁押成为一种例外。
2、实行羁押独立机制。将羁押未决犯的看守所设置在公安机关管理之下不尽合理，大量的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所以很难实现有效的制约。很有必要改变现行公安机关羁押执行权与关押权合一的做法，改变看守所的行政隶属关系，让独立于侦查机关的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关押，使其独立于侦控方，这样更能防止出现无理羁押或超期羁押情形。
3、确定适当的羁押标准。羁押的标准的确定应在这样的设定之内，即作为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基于其例外性和严格性应相对高于刑事拘留的标准；同时，同样基于其严格性和例外性，应更接近于侦查终结的标准。如对逮捕的羁押标准可表述为：对有证据证明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或者批准逮捕：一是实施了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犯罪、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二是有证据表明有继续犯罪、逃跑、干扰作证、毁灭证据、伪造证据、或者是串供可能的；三是身份不明的；四是流窜作案的；五是累犯的；六是曾被采取强制措施并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继续犯罪、逃跑、干扰作证、毁灭证据、伪造证据、或者是串供可能的。[2]
4、规范和完善羁押的期限。超期羁押问题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不相分离。因此，有必要将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分离，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审前羁押的期限作独立的规定。许多学者建议按照比例性原则确定羁押期限，即羁押期限与犯罪轻重成比例。那么羁押期限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对于每类分别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
5、明确规定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例外情况。要准确界定“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规定。一是对于“另有重要罪行”可以界定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二是所谓“侦查期间”不应包括补充侦查期间，因为需要补充侦查的仅仅是前阶段侦查工作中需要完善的部分，并不是整个案件。所以，在补充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不应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如果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确实在补充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如何解决？一是一并处理，对于新发现的重要罪行可以在补充侦查期间内侦查完毕的，应当一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或者提起公诉；二是分案处理，对另发现的重要罪行可以单独立案侦查，侦查完毕后再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如数罪并罚案件的处理程序，两个案件分别办理互不影响；三是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后可以再延长羁押期限，因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无异于犯罪嫌疑人又因罪被重新逮捕一次，其属性与后果与逮捕无异，对于前一罪行既然可以适用刑诉法有关延长羁押期限的规定，对于后罪自然也应如此，何况后罪是“重要罪行”。
6、明确案件改变管辖后指定管辖和移送管辖的时间。刑诉法之规定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改变管辖的案件重新计算羁押期限，没有规定改变管辖是移送案件的时间，没有规定发生管辖争议的解决时间，这是导致变相超期羁押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案件改变管辖的，应当在七日内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司法机关。案件管辖发生争议的，有关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协调完毕，协调不成的，应当在七日内上报共同的上级机关来指定管辖。共同的上级机关接到请求指定管辖的请示后应当在 十五日内作出指定管辖的决定通知下级公安、司法机关执行。
7．加强羁押措施适用的权力制约。应当建立科学的强制措施制约程序：建立事前审查程序，对部分案件实行事前审查；建立事中防御制度，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在法定的期限内由检察官审查羁押的合法性、合适性，审查中须当面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陈述及辩护，以决定是否羁押；建立事后救济手段，即：犯罪嫌疑人有权提出使用非羁押措施的要求，可以在羁押一定期限之后，对羁押的合法性、相宜性要求检察官进行审查，检察官的审查也需当面以直接、言词的方式，进行实质化的司法审查。分散配置权力以达到权力制约的目的，是改革羁押制权配置格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 孙谦.逮捕论[M].法律出版社.2001.6：95－98
[2] 陈瑞华.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44－45
作者：王维新
单位：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
E-mail：woxing0802@163.com
邮编：721006
电话：13992757692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办关于《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政办发〔2004〕108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国资办拟定的《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四年八月六日
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
（市国资办 2004年7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改制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的管理，规范不良资产申报、核销、移交、处置等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完整，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印发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的通知》（国资评价〔2003〕72号）和《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办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宁政办发〔2004〕29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不良资产，是指改制单位在财产清查过程中清查出的难以取得法定依据、由中介机构职业判断和客观评判后认定实质已形成损失、并经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决议批准核销后作账销案存处理的资产。具体包括：
（一）难以回收的应收款项；
（二）难以再获得经济利益的长期投资；
（三）长期积压、质次、损坏的存货；
（四）报废、损坏、待报废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
（五）其他。
第三条 改制单位在财产清查过程中清查出的事实确凿、证据充分的已丧失使用价值或转让价值的资产，依据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和清产核资政策规定认定为损失，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决议批准后予以核销。
第二章 不良资产申报与核销
第四条 不良资产的申报与核销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改制单位应按照《关于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开展财产清查工作的通知》（宁国资办〔2004〕8号）的规定，开展财产清查，做到全面彻底、归属清晰、账实相符、不重不漏。在财产清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内部独立核算单位、分散在别处或异地的分公司、办事处、门市部、经销点、子公司、参股公司等单位的清查，以及对租入、租出、共用、有偿和无偿使用等资产的清查。
（二）改制单位应在严格把关、层层落实责任的基础上进行清理，对清查出的不良资产逐项逐笔说明核销原因，由相关业务经办人员、鉴定人员及技术负责人、相应的班组、车间、财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纪委负责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
（三）改制单位清查出的不良资产应经中介机构审计，由中介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就是否建议核销及核销数额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供审定的不良资产汇总表及明细表。
（四）改制单位应对不良资产审定的结果及相关资料进行公示，接受职工的查询，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改制单位应对公示情况（包括时间、地点、内容、方式、职工意见等）做出书面说明。改制单位的董事会或领导班子根据中介机构审计意见和公示情况，对不良资产核销形成决议，上报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
（五）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对改制单位上报的不良资产进行审核，对准予核销的不良资产应形成集体决议，出席会议的董事会的董事或领导班子成员应分别签署意见，并承担相应责任。
（六）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应将批准核销不良资产的集体决议、不良资产专项审计报告、经集体决议批准核销的不良资产的汇总表、分类汇总表和明细表、有关公示情况等材料装订成册，作为评估报告的附件，一并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市国资监管机构”）备查。
第五条 难以回收的应收款项的核销，应采取逐笔清理、逐笔核销的方法进行，不得按照总额比例法直接核销。
第六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及改制单位对不良资产负有监管责任。
第七条 改制单位根据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准予核销不良资产的集体决议，对不良资产作账销案存处理，单独设账，并作为会计账簿中其他辅助性账簿进行核算管理。
第三章 不良资产移交
第八条 授权经营公司应当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承担不良资产处置职责，或者将已核销的不良资产整体移交到市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管理。
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承担所属单位改制中的不良资产处置职责。主管部门所属单位改制结束后，经市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可以将已核销的不良资产整体移交到市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管理。
第九条 改制单位已核销的不良资产必须全部移交，移交单位与接收单位应签订移交协议，明确不良资产产权归属。但改制单位对移交的不良资产仍负有配合追索、提供资料等义务。
根据不良资产处置需要，在明确不良资产产权归属的前提下，交接双方可以签订委托代管协议或者在移交协议中签订委托代管条款，债权性资产可暂不变更债权主体。
第十条 移交的不良资产项目、数量、金额应与集体决议核销的内容一致。改制单位不得擅自处置已核销的不良资产，因特殊原因在移交前已处置的，应说明原因，并在移交时将处置收入一并移交，不得截留。
第十一条 接收单位接收不良资产时，应依据移交协议的标的，对实物性资产，进行现场勘查、盘点、记录、标识等清理工作；对债权，应及时发函通知债务人；对股权，按有关股权变更的规定执行。同时，设置会计账簿，建立会计核算体系，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第四章 不良资产处置
第十二条 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况，根据本办法制定不良资产的处置管理办法，并报市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对同类或单项单笔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应制订处置方案，选择处置方式，执行集体决策制度。
第十三条 不良资产处置原则上应采用拍卖、竞投等公开竞价方式；确需采用协议转让、回购等其他处置方式的，由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
第十四条 实物性资产的协议处置价一般不得低于该实物性资产的评估价或重估价。经技术鉴定后，对已无利用价值或无残值的实物性资产，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后，作销账处理。
第十五条 债权的处置可采用信函催讨、电话催讨、上门催讨、诉讼等方式。对已取得确凿证据催讨无望的债权，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后，作销账处理。对于无法全部收回但按一定折让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可以收回的债权，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后，按折让后金额将债权处置变现，并对该债权作销账处理。
第十六条 股权的处置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其协议处置价一般不得低于该股权享有被投资单位账面净资产的份额或该股权的评估价。
第五章 不良资产处置收入与费用
第十七条 处置收入是指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变现的收入，包括实物处置收入、债权回收收入、股权及其他权益处置收入等。
处置费用是指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差旅费、诉讼费、中介费以及经批准的其他费用。
第十八条 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发生的处置收入与处置费用，必须配比。处置收入必须专户存储。处置费用报市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后，可采取收支挂钩、据实列支、总额包干等方式，从处置收入专户中拨付。
第十九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应将处置收益纳入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产权转让收入，实行统一管理，主要用于职工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
第六章 会计报表与档案管理
第二十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应按季编制已处置不良资产明细表、处置收入明细表、经费收入支出明细表，并报市国资监管机构。
第二十一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必须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的档案。不良资产核销与处置的相关资料必须真实、完整。
第七章 监督检查与奖惩
第二十二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应接受市国资监管机构对其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市国资监管机构对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不良资产处置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处置方案、处置方式、处置程序、账户设置、处置收益管理等。市国资监管机构可根据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情况，聘请中介机构对其处置业务、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第二十三条 对于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有突出表现的有功人员，应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四条 对发生以下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市国资监管机构对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依法进行处理；构成违纪的，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未经规定程序审批同意，放弃公司应有、应得权益；
（二）超越权限或未经规定程序审批同意擅自处置资产；
（三）玩忽职守，造成债务人逃废债务；
（四）隐瞒或截留处置资产和处置收入；
（五）弄虚作假，任意夸大或缩小资产损失；
（六）内外勾结，串通作弊，压价处置资产；
（七）暗箱操作，内部交易，私下处置；
（八）泄露商业秘密；
（九）非法牟取个人利益；
（十）其他可能造成资产损失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处置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市直属改制单位的不良资产核销程序参照本办法第四条执行，经市国资监管机构批准核销后，将不良资产整体移交到市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管理。
第二十七条 市属集体企业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国资监管机构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王维新
[摘 要] 羁押制度存在两方面的问题：该制度设计不合理，适用现状堪忧；价值理念存有偏差，救济保障功能不足。应改革羁押制度，修改相关条款，确定科学公正的羁押期限，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不受非法侵犯。
[关键词] 羁押 制度 问题分析 改革完善 建议
本文中的羁押指的是未决羁押，未决羁押对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及时追究和惩罚犯罪十分重要，但这项制度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对未决羁押的权力设置存在弊端，急需要通过立法完善、制度改革，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不受非法侵犯。
一、羁押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羁押制度设计不合理，适用现状堪忧。
1、羁押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羁押率较高。羁押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羁押适用的程度，我们的羁押适用太过普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和惯例而存在。另一方面，超期羁押尚未根除。羁押超越法定期限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和对程序法律的践踏，是久治不愈的司法顽症，虽经多次专门治理受到了控制，但这一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和审查起诉、审理期限的规定的顽症并未完全消除。
2、刑事拘留后的羁押情况分析。刑事拘留条件宽泛，造成羁押时限的滥用。刑诉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七项刑事拘留的条件，其中有关“身份不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规定，这显然更多地考虑了案件的复杂和侦查的实际需要，而忽略了刑事拘留适用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时，刑事拘留羁押期限过长，个案条件普遍化适用问题突出。刑事拘留是一种紧急处分措施，随之而形成的状态就是羁押，而这一羁押的期限却明显过长。刑诉法规定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但同时又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而这种延长只须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这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公安机关普遍利用，造成很多案件在接近7日或30日这个“临界点”时才提请逮捕。
3、逮捕后的羁押情况分析。首先，从程序公平的角度来说，羁押是否正确合法，不能仅凭侦查机关一家之言，应同时听取被羁押人的陈述和意见。而逮捕的有权决定机关是检察院和法院，在审查或决定逮捕的时候都无听证的程序，目前的批捕程序也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口头讯问，但犯罪嫌疑人没有机会与侦查人员对质，因而很难改变在逮捕以前形成的单一有罪供述的不利影响。其次，逮捕后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规定存在漏洞。一般情况下，逮捕后的羁押不得超过两个月，但在法定特殊情况下，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可以分别由上一级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批准，分别延长一个月、两个月，算来最长达到七个月。刑诉法还确立了三项规则，赋予公安、检察机关更大的延长羁押期限余地：一是在侦查期间“发现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公安机关可自行决定“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限”。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只要发现嫌疑人犯有两项以上罪行的，都可以在羁押期限满7个月之前，反复重新计算羁押期限，逮捕后的羁押可随着罪行的增加而自动延长，这无疑于将一部分逮捕的决定权授予了公安机关。二是“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只要证据尚未达到提起公诉、定罪所需要的证明标准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又不确定，公安机关就可以将业已实施的羁押不予计算，而一直无限期将嫌疑人羁押下去，这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让公安机关自行掌握羁押期限。三是管辖争议的解决没有时间上的界定，扯皮现象严重。刑诉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刑诉法规定了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改变案件管辖的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但是，没有规定解决案件管辖争议的时间和拖延案件处理应承担的责任。
(二)价值理念存有偏差，救济保障功能不足。
1、设置理念局限和价值取向偏差。首先，“犯罪控制”的诉讼理念太强，主要表现为：公安、检察、法院均有采用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或制约；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操作方便，公安、检察和法院均可各自采用；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有权决定逮捕而无须经过检察机关的监督。其次，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而我们的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常让位于惩罚犯罪的需求，羁押因此成为一种常态而非例外，这与从官方到民间普遍存在的“有罪推定”思维定势有关。再次，以侦查为重心的刑事诉讼构造亦有弊端。我们的刑事诉讼采用的是诉讼阶段论。侦查是刑事诉讼的起点，绝大部分的证据都要由侦查机关收集，侦查的成败决定着国家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能否实现。由于侦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证据、查清事实，从而使羁押的工具价值倍受侦查机关青睐，造成羁押普遍化、工具化、羁押率过高及超期羁押的现状。
2、权力配置不尽合理。首先，羁押场所侦查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侦查机关和羁押场所相分离的制度．将羁押场所置于第三方机关的控制之下，从而避免侦查机关利用羁押的便利对被羁押人员采取各种不恰当的或者非法的侦查手段。我们的羁押由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控制下的看守所执行，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其次，羁押权力失控。有权力就要有制约，羁押因其本身的严厉性和可能对被羁押人造成的严重侵害，要求我们必须从权力行使的角度对其加以严格控制。刑事拘留，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做出决定，不受相应的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检察机关虽然具有法律监督职能，但同时还承担着控诉的职能，这种双重角色使得检察机关很自然地与公安机关站在共同完成控诉活动的立场上，难以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再次，羁押措施不独立。羁押应该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一样，独立地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却将它作为拘留和逮捕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使它成了刑事诉讼的“附属措施”。羁押措施的不独立还表现在我国无专门的羁押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实际与各诉讼阶段的“办案期限”完全一体。[1]不论诉讼活动继续进行还是暂时中止，甚或是从审判、审查起诉阶段分别倒退回审查起诉、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都会自动地加以顺延。如公诉人发现有罪证据不足的一般会提出延期审理请求。很明显羁押不仅依附于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还服务于侦查、审查起诉活动的需要；在期限上也不独立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诉讼活动的期限。这充分显示出未决羁押的适用几乎不受任何独立的司法控制，而成为一种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工具。
3、救济保障功能不足。首先，司法实践中羁押缺乏必要的审查程序。我们的做法是，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属于侦查阶段羁押的自然延续，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不会就是否继续羁押嫌疑人的问题举行任何形式的审查；在审判阶段，法院在开始审判程序之前并不需就羁押的合法性问题举行任何形式的司法听审或者听证。如果不发生例外情况，这些阶段的羁押会随着诉讼活动的进行而相应地延续下去。毫无疑问，司法复查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及时发现非法羁押现象，并对在羁押理由和必要性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及时解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使被羁押者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司法救济。其次，超期羁押责任难以追究。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使我们关注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如何量刑，而忽视对被羁押人的羁押期限之类的程序性问题。对超期羁押这种程序违法，由于责任分散而难以追究责任，除非办案人员有渎职的行为。反过来，正因为对超期羁押的责任追究不到位，所以司法工作人员才敢于超期羁押。
二、改革完善羁押制度的建议
羁押应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不受非法侵犯为宗旨，在保障整体人权的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体人权不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一）遵循五项原则，改革羁押制度。
1、羁押正当性原则。滥用羁押权力是不存在正当性法律基础的。羁押制度的正当性必须要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来保障，一是要准确界定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和应当适用的程序，以防止羁押的随意性和违法性；二是规定必要和有效的救济程序；三是设立科学的赔偿程序。只有在明确适用羁押情况的基础上才能构建羁押制度和程序的正当性。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认为立法机关在合理界定羁押范围的基础上要准确界定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并确定正当程序保障及法律应当规定被追诉者享有必要的诉讼权利。
2、司法审查原则。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它刑罚；未经人民检察院或者法院的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它强制性侦查措施。对羁押措施要采取审查与监督的机制，使公民由此享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法律保护是公民的基本程序权利，在其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有权得到公正和有效的司法救济。国家要受法律和权利的约束，受公正有效的司法保护的约束。
3、羁押措施的例外性原则。羁押本身含有暂时性的意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明确指出：“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国内法与国际准则都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以前的等待过程中不被长时间地剥夺人身自由。对未决犯的羁押并不具有实体上认定有罪的性质，实体上罪与罚的认定专属于法院，因此羁押只是程序性的裁判措施，是对涉嫌犯罪的人自由加以剥夺，属于依附性措施，它作为一种限制或者剥夺基本人权的强制性措施只能是一种例外。
4、羁押措施的独立性原则。羁押措施直接关系着公民人身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问题，必须由专门机关决定和执行，要有专门的程序。任何人不得任意剥夺他人人身的自由。羁押的独立性还表现在羁押必须在专门的场所进行，不能随意确定关押的场所。该场所在设置上必须具有独立性，不能依附于办案机关。羁押期限也应摆脱对办案期限的依附，因为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5、羁押措施的比例性原则。 羁押期限的长短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犯罪的轻重成比例。也就是说，罪重的可能判处刑期较长的，羁押期限就相应的长一些；反之，罪轻的可能判处刑期较短的，羁押期限就应当短一些。同时也应当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在押人员的最长羁押期限作出限制，从而使羁押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二)修改相关条款，确定科学公正的羁押期限。
1、修改“监视居住”为“限制居住”。限制居住是指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限定在其住处或者居所居住，离开住所或者居住的地方要经批准，并定期到执行机关报到。限制的地点又决定机关确定，但不能在羁押场所限制居住。限制居住与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相同，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遵守的规定有所差异，而实践中监视居住受到质疑的是监视居住所涉及与之同居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可将监视居住改造为限制居住，改造相关强制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发挥非羁押措施的作用，从而实现羁押率下降，使羁押成为一种例外。
2、实行羁押独立机制。将羁押未决犯的看守所设置在公安机关管理之下不尽合理，大量的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所以很难实现有效的制约。很有必要改变现行公安机关羁押执行权与关押权合一的做法，改变看守所的行政隶属关系，让独立于侦查机关的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关押，使其独立于侦控方，这样更能防止出现无理羁押或超期羁押情形。
3、确定适当的羁押标准。羁押的标准的确定应在这样的设定之内，即作为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基于其例外性和严格性应相对高于刑事拘留的标准；同时，同样基于其严格性和例外性，应更接近于侦查终结的标准。如对逮捕的羁押标准可表述为：对有证据证明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或者批准逮捕：一是实施了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犯罪、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二是有证据表明有继续犯罪、逃跑、干扰作证、毁灭证据、伪造证据、或者是串供可能的；三是身份不明的；四是流窜作案的；五是累犯的；六是曾被采取强制措施并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继续犯罪、逃跑、干扰作证、毁灭证据、伪造证据、或者是串供可能的。[2]
4、规范和完善羁押的期限。超期羁押问题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不相分离。因此，有必要将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分离，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审前羁押的期限作独立的规定。许多学者建议按照比例性原则确定羁押期限，即羁押期限与犯罪轻重成比例。那么羁押期限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对于每类分别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
5、明确规定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例外情况。要准确界定“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规定。一是对于“另有重要罪行”可以界定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二是所谓“侦查期间”不应包括补充侦查期间，因为需要补充侦查的仅仅是前阶段侦查工作中需要完善的部分，并不是整个案件。所以，在补充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不应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如果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确实在补充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如何解决？一是一并处理，对于新发现的重要罪行可以在补充侦查期间内侦查完毕的，应当一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或者提起公诉；二是分案处理，对另发现的重要罪行可以单独立案侦查，侦查完毕后再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如数罪并罚案件的处理程序，两个案件分别办理互不影响；三是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后可以再延长羁押期限，因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无异于犯罪嫌疑人又因罪被重新逮捕一次，其属性与后果与逮捕无异，对于前一罪行既然可以适用刑诉法有关延长羁押期限的规定，对于后罪自然也应如此，何况后罪是“重要罪行”。
6、明确案件改变管辖后指定管辖和移送管辖的时间。刑诉法之规定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改变管辖的案件重新计算羁押期限，没有规定改变管辖是移送案件的时间，没有规定发生管辖争议的解决时间，这是导致变相超期羁押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案件改变管辖的，应当在七日内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司法机关。案件管辖发生争议的，有关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协调完毕，协调不成的，应当在七日内上报共同的上级机关来指定管辖。共同的上级机关接到请求指定管辖的请示后应当在 十五日内作出指定管辖的决定通知下级公安、司法机关执行。
7．加强羁押措施适用的权力制约。应当建立科学的强制措施制约程序：建立事前审查程序，对部分案件实行事前审查；建立事中防御制度，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在法定的期限内由检察官审查羁押的合法性、合适性，审查中须当面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陈述及辩护，以决定是否羁押；建立事后救济手段，即：犯罪嫌疑人有权提出使用非羁押措施的要求，可以在羁押一定期限之后，对羁押的合法性、相宜性要求检察官进行审查，检察官的审查也需当面以直接、言词的方式，进行实质化的司法审查。分散配置权力以达到权力制约的目的，是改革羁押制权配置格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 孙谦.逮捕论[M].法律出版社.2001.6：95－98
[2] 陈瑞华.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44－45
作者：王维新
单位：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
E-mail：woxing0802@163.com
邮编：721006
电话：13992757692
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
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办关于《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政办发〔2004〕108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国资办拟定的《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四年八月六日
南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管理办法
（市国资办 2004年7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改制单位”）改制中不良资产的管理，规范不良资产申报、核销、移交、处置等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完整，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印发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的通知》（国资评价〔2003〕72号）和《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资办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宁政办发〔2004〕29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不良资产，是指改制单位在财产清查过程中清查出的难以取得法定依据、由中介机构职业判断和客观评判后认定实质已形成损失、并经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决议批准核销后作账销案存处理的资产。具体包括：
（一）难以回收的应收款项；
（二）难以再获得经济利益的长期投资；
（三）长期积压、质次、损坏的存货；
（四）报废、损坏、待报废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
（五）其他。
第三条 改制单位在财产清查过程中清查出的事实确凿、证据充分的已丧失使用价值或转让价值的资产，依据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和清产核资政策规定认定为损失，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决议批准后予以核销。
第二章 不良资产申报与核销
第四条 不良资产的申报与核销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改制单位应按照《关于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中开展财产清查工作的通知》（宁国资办〔2004〕8号）的规定，开展财产清查，做到全面彻底、归属清晰、账实相符、不重不漏。在财产清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内部独立核算单位、分散在别处或异地的分公司、办事处、门市部、经销点、子公司、参股公司等单位的清查，以及对租入、租出、共用、有偿和无偿使用等资产的清查。
（二）改制单位应在严格把关、层层落实责任的基础上进行清理，对清查出的不良资产逐项逐笔说明核销原因，由相关业务经办人员、鉴定人员及技术负责人、相应的班组、车间、财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纪委负责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
（三）改制单位清查出的不良资产应经中介机构审计，由中介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就是否建议核销及核销数额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供审定的不良资产汇总表及明细表。
（四）改制单位应对不良资产审定的结果及相关资料进行公示，接受职工的查询，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改制单位应对公示情况（包括时间、地点、内容、方式、职工意见等）做出书面说明。改制单位的董事会或领导班子根据中介机构审计意见和公示情况，对不良资产核销形成决议，上报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
（五）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对改制单位上报的不良资产进行审核，对准予核销的不良资产应形成集体决议，出席会议的董事会的董事或领导班子成员应分别签署意见，并承担相应责任。
（六）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应将批准核销不良资产的集体决议、不良资产专项审计报告、经集体决议批准核销的不良资产的汇总表、分类汇总表和明细表、有关公示情况等材料装订成册，作为评估报告的附件，一并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市国资监管机构”）备查。
第五条 难以回收的应收款项的核销，应采取逐笔清理、逐笔核销的方法进行，不得按照总额比例法直接核销。
第六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及改制单位对不良资产负有监管责任。
第七条 改制单位根据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准予核销不良资产的集体决议，对不良资产作账销案存处理，单独设账，并作为会计账簿中其他辅助性账簿进行核算管理。
第三章 不良资产移交
第八条 授权经营公司应当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承担不良资产处置职责，或者将已核销的不良资产整体移交到市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管理。
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其内部相关部门承担所属单位改制中的不良资产处置职责。主管部门所属单位改制结束后，经市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可以将已核销的不良资产整体移交到市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管理。
第九条 改制单位已核销的不良资产必须全部移交，移交单位与接收单位应签订移交协议，明确不良资产产权归属。但改制单位对移交的不良资产仍负有配合追索、提供资料等义务。
根据不良资产处置需要，在明确不良资产产权归属的前提下，交接双方可以签订委托代管协议或者在移交协议中签订委托代管条款，债权性资产可暂不变更债权主体。
第十条 移交的不良资产项目、数量、金额应与集体决议核销的内容一致。改制单位不得擅自处置已核销的不良资产，因特殊原因在移交前已处置的，应说明原因，并在移交时将处置收入一并移交，不得截留。
第十一条 接收单位接收不良资产时，应依据移交协议的标的，对实物性资产，进行现场勘查、盘点、记录、标识等清理工作；对债权，应及时发函通知债务人；对股权，按有关股权变更的规定执行。同时，设置会计账簿，建立会计核算体系，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第四章 不良资产处置
第十二条 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况，根据本办法制定不良资产的处置管理办法，并报市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对同类或单项单笔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应制订处置方案，选择处置方式，执行集体决策制度。
第十三条 不良资产处置原则上应采用拍卖、竞投等公开竞价方式；确需采用协议转让、回购等其他处置方式的，由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
第十四条 实物性资产的协议处置价一般不得低于该实物性资产的评估价或重估价。经技术鉴定后，对已无利用价值或无残值的实物性资产，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后，作销账处理。
第十五条 债权的处置可采用信函催讨、电话催讨、上门催讨、诉讼等方式。对已取得确凿证据催讨无望的债权，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后，作销账处理。对于无法全部收回但按一定折让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可以收回的债权，经授权经营公司董事会或主管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审定后，按折让后金额将债权处置变现，并对该债权作销账处理。
第十六条 股权的处置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其协议处置价一般不得低于该股权享有被投资单位账面净资产的份额或该股权的评估价。
第五章 不良资产处置收入与费用
第十七条 处置收入是指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变现的收入，包括实物处置收入、债权回收收入、股权及其他权益处置收入等。
处置费用是指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差旅费、诉讼费、中介费以及经批准的其他费用。
第十八条 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发生的处置收入与处置费用，必须配比。处置收入必须专户存储。处置费用报市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后，可采取收支挂钩、据实列支、总额包干等方式，从处置收入专户中拨付。
第十九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应将处置收益纳入授权经营公司或主管部门产权转让收入，实行统一管理，主要用于职工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
第六章 会计报表与档案管理
第二十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应按季编制已处置不良资产明细表、处置收入明细表、经费收入支出明细表，并报市国资监管机构。
第二十一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必须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的档案。不良资产核销与处置的相关资料必须真实、完整。
第七章 监督检查与奖惩
第二十二条 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应接受市国资监管机构对其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市国资监管机构对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不良资产处置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处置方案、处置方式、处置程序、账户设置、处置收益管理等。市国资监管机构可根据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情况，聘请中介机构对其处置业务、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第二十三条 对于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有突出表现的有功人员，应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四条 对发生以下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市国资监管机构对授权经营公司、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依法进行处理；构成违纪的，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未经规定程序审批同意，放弃公司应有、应得权益；
（二）超越权限或未经规定程序审批同意擅自处置资产；
（三）玩忽职守，造成债务人逃废债务；
（四）隐瞒或截留处置资产和处置收入；
（五）弄虚作假，任意夸大或缩小资产损失；
（六）内外勾结，串通作弊，压价处置资产；
（七）暗箱操作，内部交易，私下处置；
（八）泄露商业秘密；
（九）非法牟取个人利益；
（十）其他可能造成资产损失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处置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市直属改制单位的不良资产核销程序参照本办法第四条执行，经市国资监管机构批准核销后，将不良资产整体移交到市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专业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管理。
第二十七条 市属集体企业不良资产核销及处置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国资监管机构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