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捐赠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7:59:53 浏览: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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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捐赠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捐赠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简称中青协）是受共青团中央指导，由志愿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各界青年组成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根据成立协议和宗旨，中青协主要工作是帮困扶贫、帮孤助残、抢险救灾、支教扫盲、扫黄打非、环境保护、社区建设等社会公益、保险事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向中青协的捐赠，可按税收法规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
200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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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职务犯罪成功讯问的五个阶段
赵国兴
检察机关依法负责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而讯问是侦查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务犯罪有特殊性，一是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拥有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文化素养和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二是一般无犯罪现场可供勘查，物证较少；三是系智能型犯罪，在犯罪的预谋和犯罪的手段，以及犯罪后反侦查的行为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智能型特点。这些特殊性决定了讯问工作的特殊地位，侦查人员对出入人罪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成功的讯问，得到其真实和全面的供述，尤其显得重要。一般来说，讯问对象真实和全面的供述，是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它对于侦破案件、了解案情全貌及作案细节，特别是收集获取其他证据的线索和审查印证其他证据，以形成确实充分的证据体系，都有重要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对职务犯罪成功讯问的阶段性进行了浅显的探索，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总结为五个阶段，在此做一探讨。
一、讯问前的“准备”阶段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讯问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重要，我们如果将一次成功的讯问比作下不一座楼，那么，准备工作就是它的地基。准备工作的标准是“知己知彼”，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百战不殆”。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讯问对象的个人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经历、个人性格、爱好、家庭关系好坏、人缘好坏、工作环境、作案原因、涉嫌罪名等；、现有的证据情况。包括侦查人员已掌握了哪些各类的证据，这些证据哪些能够印证，哪些游山玩水能印证，也就是证据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哪些问题需要通过讯问得以解决。
二、讯问前期的“观察”和“闲谈”阶段
这个阶段是讯问的开始，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开始面对面。笔者反对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一见面就开始切入主题，直接谈案件的实质问题，甚至开始证言上的交锋。此时，侦查人员首先应该做的是认真观察，就好象中医中的“望、闻、问、切”。观察的内容是：1、观察讯问对象的走姿、坐姿、神情是否自然、气色好坏、穿着的华丽或朴素、是否紧张、携带物品的各类（如：手机的档次、香烟的品牌等）。2、观察讯问对象的言辞。是激烈还是温和；是夸夸其谈不是沉默不语；是强烈对抗不是冷静沉着；表达能力如何等。
通过上述细致的观察，可以进入“闲谈”阶段。此时，侦查人员已经掌握了讯问对象的一些相关信息，加上准备阶段的丰富素材，可以与讯问对象开始“拉家常”式的闲谈。这样的做法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徒劳无功，而是在讯问对象牌被讯问这样的特殊环境下，以“柔”的方法化解其“刚”的对抗，也即“以柔克刚”。这时侦查人员可以询问其个人的简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生活经历、夫妻关系、交友情况、个人爱好等。“闲谈”的目的有二：一是逐步控制讯问对象的情绪和情感，消除其对立抵触情绪；二是对讯问对象注入同情心，让他觉得你是为他着想。这样，讯问人和讯问对象就达到一定的“沟通”，从而使他认为你是“通情达理”的人，而对你产生认同和信任感。
“闲谈”阶段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准确把握讯问对象的心理。讯问对象在被讯问时的心理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此时，系讯问之初，讯问对象对于侦查人员所掌握的证据情况，以及讯问人的讯问方式、讯问目的等都心中无数，他很想从“闲谈”中获取这方面的信息，侦查人员绝不能向其暴露相关信息；二是牢牢掌握“闲谈”的主导权。通常的方式，侦查人员应该是引导式的“闲谈”，这种引导既要达到我们“闲谈”的目的，又不能让讯问对象了解我们讯问的目的。
三、讯问中期的“交锋”阶段
经过前期的“闲谈”阶段，侦查人员要逐步引导讯问对象进入供述案件事实的环节，这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双方斗智斗勇的交锋阶段。
一般而言，交锋阶段。因为当讯问触及到案情的实质问题时，讯问对象一般不会马上如实供述。这时，讯问对象一般具有狡辩、抵赖、否认、谎供等心理，采取软拖、硬抗、欺骗等手段进行对抗，或者避重就轻交代罪行，或者一再表白自己是多么的廉洁，没有经济问题。在此阶段要求侦查人员必须采取恰当的策略攻破其心理防线，当然，用什么样的策略必须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注意到在千变万化的策略中，使用证据的策略占有重要地位。此阶段，侦查人员运用证据可采取引而不发的方式，出示少量的证据以引起讯问对象的思考，让他感觉到其罪行已经暴露。同时，侦查人员必须具有顽强的意志和耐心，决不能因为相持而减弱成功讯问的信心。
第二个层次是讯问对象的动摇阶段。当然，讯问对象的动摇是建立在双方相持的基础上的。这时讯问对象的心理很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选择继续顽抗，又怕按证据定罪，受到从严惩处；二是想早日摆脱讯问的编排，又怕因拒不认罪使讯问持续升温；三是既想认罪交代，又怕定罪处罚；四是如果认罪，自己的政治生命将会结束，优厚的待遇也不复存在；五是如果认罪，自己所拥有的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会化为乌有。上述矛盾心理交替出现，使讯问对象犹豫、动摇人。这一阶段对讯问人员而言非常重要，如果将一次讯问比喻为一次战争，那么这个阶段就是攻敌制胜最为有利的战机，所以，侦查人员一定要把握战机，切记机不可失，机不再来。侦查人员一定要及时运用政策攻心，结合使用证据，促其矛盾心理向如实供述发展，这也是讯问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侦查人员错过这一战机，讯问对象就会出现谎供、乱供等现象。
笔者在这里着重这一下运用证据促其如实供述的问题。因为，政策的说服力是有限的，而适时巧妙地运用证据，应该是促其转变心理的法定。运用证据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一）时机适宜原则。选择怎样的时机出示证据最为有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参考：1、讯问人员就某个事实出示了少量证据，但是，讯问对象认为讯问人尚未掌握确凿充分的证据，案件事实证据仍处于无法认定的状态，只要我不开口，他就不可能查清事实。这时，讯问人员可义正言辞，态度严肃地再出示部分证据，但一定要做到点到为止，切忌详细讲述；2、讯问对象在讯问人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教育和利害分析之后，态度已有所转变，但对如实供述或态度反复时，侦查人员再出示少量证据，促其如实供述；3、讯问对象已开始供述，但是蹭出现不实供述或态度反复时。（二）客观真实原则。在侦查阶段，讯问人员所拥有的证据真伪并存。但是，在动摇阶段，侦查人员必须出示甄别以后，判断为真的证据。因为，在讯问对象思想处于动摇的阶段，其重要的心理是侥幸心理，所以，如果出示假的证据，就一定会造成讯问对象认为讯问人并未获取扎实证据这样的印象，势必增强其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不实证据的出示也会削弱讯问对象对讯问人的信任程度，甚至会将讯问人前几阶段的努力尽弃，使讯问陷入僵局。（三）少量高质原则。也就是用尽可能少量的证据取得高质量的供述。具体方法有：1、分解证据的方法。比如受贿案件，“某时某人在某地点送钱给某人（讯问对象）”这一证据，其内容可分解为：“某时”、“某人”、“某地点”、“送钱”这四个部分。侦查人员在运用证据时，可以这样问，“某人与你有什么来往？”
“某时你有无收受过他人钱的经济问题？”或者“某人在某地与你有什么来往？”等。上述问法比“某时某人在某地送钱给你，有无此事？”这样的问法好。2、证言含蓄的方法。也就是运用证据要尽是不用直白的方式，也不要直接谈出证据内容。比如贪污案件，“他用虚假道路运输发票贪污公款5万元”的证人证言，讯问人发问“你用什么虚假发票报销过？”比“你是否报销虚假道路运输发票贪污公款5万元？”的证言形式好。
四、讯问后期的供述阶段
经过讯问人对讯问对象适时的政策攻心、运用证据等工作，讯问对象的心理防线已被攻破，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证据已被讯问人掌握，事情已然败露，想躲过去已无可能，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认罪服法，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此时，讯问就进入了后期的供述阶段。此阶段，讯问对象的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依然残留，所以，要的罪行和关键的情节能少供就少供，尽可能地少说目的和动机，极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力争减轻罪责。涉嫌共同犯罪时，他就尽力推脱罪责。上述情况，凸现了讯问对象供述缺乏彻底性、全面性的阶段性特征。
侦查人员做好此阶段的讯问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让讯问对象自由陈述。因为此时讯问人员即使发现其有虚假、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等不实供述，也不要轻易打断，让他完整地供述。在其供述期间，侦查人员可做一些必要的记录（不是笔录），特别是那些不实之处。（二）对于讯问对象不彻底的供述进行再次引导。具体做法有：1、发现供述中的矛盾，并予以点破。供述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1）供述前后矛盾；（2）供述不符合客观规律，如自然条件、客观环境等；（3）供述与其他证据相矛盾；（4）供述不符合会计资料等书面证据。针对上述情况，侦查人员可就这些矛盾让讯问对象充分详细地讲述，讲清具体的细节和经过，而不应立即戳穿他。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1）对讯问对象深追细问，直至问得他理屈词穷时，适时地进行思想政策教育，指明如实供述是其唯一出路，真的假不了，纸是包不住火的；（将揭露矛盾供述与出示证据相结合。这时的示证仍应坚持上文提到的原则，但是，此时的示证可以更直接，直接点到其痛处，让其更深刻认识到事已至此，唯有如实供述，方可宽大处理。比如，供述与会计凭证相矛盾时，可让其看凭证，促其全面如实交待。2、利用讯问对象与同案犯、证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促其彻底供述。职务犯罪行为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由行为人自己独立完成的，不可避免地有其他共犯参与，以及关键证人（如会计、出纳）的具体操作，三者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利益。在讯问中，侦查人员要充分利用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之处，以及他们各自的利己思想。侦查人员可向讯问对象讲明以下事实：（1）首先交待，揭发他人是法定从宽情节。要使讯问对象认识到，他不供述同案犯会供述，因为二者都想先供述而获从宽处理；（2）证人必定如实作证否则其会因作伪证而受追究。要使讯问对象认识到，证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合法的如实作证和违法的作伪证的天平前，必然选择如实作证而不受牵连，尽管案发前二者可能是上下级关系。
五、讯问末期的彻底供述阶段
经过双方激烈的交锋阶段，讯问对象在法律政策强力攻心，讯问人由弱到强运用证据的两股力量进攻之下，顽固抗拒的心理被摧跨，畏罪、侥幸的心理已走到尽头，牢固的思想防御体系彻底崩溃，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全面彻底地供述已是唯一的选择，讯问由此进入彻底供述阶段。
侦查人员应当认识到，中场搏杀固然重要，但是，扫尾阶段决不能轻视，因为这个阶段性的成果是侦查人员前四个阶段的艰苦努力换来的，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侦查人员务必要做到“宜将剩勇追穷寇”，“善始”更要“善终”，切记“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实践工作中，讯问进行到此阶段，不管是侦查人员，不是讯问对象，都已深感劳累，都想尽快结束讯问工作。为了缓解人文紧张的精神，疲乏的状态，侦查人员可以让讯问对象喝一杯水，抽一支烟，让他喘口气；同时，侦查人员自己也做一调整，恢复一下体力和智力，为取得讯问的全面胜利做好准备。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恢复讯问对象的回忆能力和准确性，为侦查人员下一步制作成功的讯问笔录打下坚实的基础。
稍事修整后，侦查人员要重整旗鼓，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理清讯问目标及范围。这时，侦查人员开始认真制作详细的讯问笔录，制作过程中，要坚持全面细致的原则，查漏补缺。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讯问对象几经交战，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崩溃，思想已经彻底转变，认为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不如主动全盘托出，争取从宽处理。侦查人员要乘胜追击，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并且要紧扣其心理，宜讲揭发他人，立功赎罪，从而减轻罪责的思想，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让讯问对象土崩瓦解，彻底投降。侦查人员用上述方法把一份讯问笔录制作完成，其内容不仅包括基本的案件事实，而且还包括哪个证人在案件中有什么行为，同案犯的行为是什么，书证、物证在何处等一系列信息。这样就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充实案件旁证，以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起到重大作用。这样做下来的笔录才能上下通畅，符合逻辑性、客观性，并且具有鲜明的体系以及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的意识。职务犯罪的讯问对象因其职务的特定性，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他掌握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的可能性较大。同时，讯问对象在此阶段所提供的线索极具真实性和根本性和可查性。至此，成功讯问这座高楼可谓胜利竣工。上述五个阶段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体系，也是讯问对象从接受讯问之初的抗拒到彻底交待罪行的心理历程，五个阶段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在实践工作中，每个案件讯问工作的五个阶段所占的时间比例可能不同，如讯问对象的个体素质、社会阅历不同，可能影响双方交锋时间的长短，但是，侦查人员要运用五阶段递进的规律性来制服讯问对象，取得讯问成功。另一方面，五个阶段的规律性要同一次讯问不得超过12个小时的法律规定有机结合起来。侦查人员要将自己各阶段计划使用的时间纳于此条法律规定之内，提高工作效率，熟练掌握讯问技巧，在有效的时间内达到讯问的成功，才能够称得上真正的胜利。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王能干 (QQ:28532012;Mail:xbgx@163.com)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二条至第九条还分别对哪些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收集证据时应当遵守的规定。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关于证据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关于举证责任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和民事诉讼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与国外的举证责任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点。下面，笔者试图结合这些不同点，对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行政诉讼责任的规律性分担规则。”按照这种规则，“当事人只要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责任举证。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说来，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肯定或可能多半败诉。”（见《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2页，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不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结果责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由于举证责任分配是指对结果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根本不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流行的观点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予以指责，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弄错了对象。按照这种理解，“谁主张，谁举证”是提供证据的原则，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其作为提供证据的规则而不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适用。
由于我的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很多理论是直接脱胎于民事诉讼法的。但是，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则又有别于民事诉讼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不管是将“谁主张，谁举证”理解成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还是将其理解成提供证据的规则，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见莱奥.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第1页，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由于当事人在法庭上对争议的事实之陈述均是事后的陈述，法官没有亲临现场，也不可能亲临现场，因此对于法官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如果既不能查明已经发生，也不能被查明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对事实问题怀有疑问而使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予裁决，要么对请求的法律效果已经发生予以肯定，要么对该效果未发生予以否定。此时，证明责任规则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回答。
在行政诉讼中，争议的双方一方是原告，即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另一方是被告，即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其争议的焦点不外乎原告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者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不服，再就是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服。如果证明责任规则确定了争议双方各自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上的责任，那么依据该规则就能很好地使法官对争议的事实有一明确的处断，较快地对争议作出准确的裁决。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具有如下特征：
1、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被告首先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则无须原告证明其行为违法，被告就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一特征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有较大的不同的。比如在民事诉讼中，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偿还所欠的债务。此时原告必须举出证据，证明双方债务之存在，且被告未予偿还的事实。对于被告来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务之不存在或者已经偿还了债务的事实，则必定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主张，原告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对被告亦如此。而在行政诉讼中，则主要由被告来承担，主要体现在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事实的存在，且要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如原告甲对被告某公安局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则某公安局应对甲存在违法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并且亦应向法院提供处罚的法律依据。如果公安局逾期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法提供证据，则法院不应要求甲来证明违法的事实是否存在，直接可以据此裁决公安局败诉。
2、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对于行政不行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行为产生败诉的结果。比如，公民申请行政奖励的行为，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给予答复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是行政主体败诉，但不必然的会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给予公民某种行政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有些依申请的行为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如行政许可的申请，但有些则要视法律的规定条件而论，不是一经申请，当然的获得预期的法律后果。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所负的这种举证责任，有的学者又把它称为初步的证明责任，因为这种初步的证明责任只是体现在诉讼的开始阶段，一旦案件进入到实质阶段，就要依据被告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双方在提供证据方面的义务了。
二、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
刚才分析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特征，可以知道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应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确立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是什么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1、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据一定的行政程序规则，而这种行政程序规则从流程上来讲，首先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调查或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行为之前，应当向相对人出示履行职务的证明，表明其有权从事该项活动其次应当将有关的事项告知相对人，接着是在作出一项决定或裁决前，应当查明事实、收集证据，使用诸如询问证人、查帐、鉴定、勘验等各种方法，必要时，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之前，还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只有当前述程序妥当之后，行政主体才可以向行政相对人说明作出某项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之后，最终作出裁决。这种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规则决定了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已取得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必然是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职权。当原告因具体行政行为与被告发生争议而进行行政诉讼后，由被告提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从法律上就可以推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性。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因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有义务收集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并予以保存。一旦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已过，行政主体是否还应当将这些证据予以保留？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行政相对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了起诉期限，后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障碍消除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起诉期限，并获得人民法院的同意，而行政主体却不知道此种情况的存在，误以为行政相对人错过了起诉期限，因此没有必要保留原告的证据。此时的诉讼显然对行政主体不利，该如何解决？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按照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只要是行政行为，不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依法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也并不是任何人有权、有能力加以辩认的，而只能由有权并且有能力辩认的国家机关来判断并加以否定。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虽然被告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如果因起诉期限的延误，而造成证据之丧失，亦不应判定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结果，否则就与法的最基本原则－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2、原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而只能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弱势地位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职权行为，享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单方面调查、收集、保存和使用各种证据的职权，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需要的证据，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原告在行政管理中，处于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的地位，无法全面收集到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同时，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案件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需要借助于专门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才能确定，而原告则缺乏被告所具有的条件来发现、保存、收集所需要的证据。当然这种弱势地位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在具体法律行为中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之性质所决定的，在举证方面能力大小的不平等，与原、被告的经济地位、机构性质、组织差异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具体到某一个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可能是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跨国公司，被告则可能是只有区区几人的行政机构。行政诉讼之所以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偏向于原告，仅仅是由于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职权的不平等。需要注意的是，用一种不平等的手段去掩盖另一处不平等的事实，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平等。因此，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并没有完全采取由原告或被告一方来举证的做法。只有双方互有举证的义务，共同向法庭举证、质证，并且根据法律要件的不同（或者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来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才能确保实质的平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形成了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三、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益处
1、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之保护。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原告总是处于弱势。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定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护诉权，体现法律平等精神，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2、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使之更加容易操作。实践表明，仅仅依靠行政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的原则性规定运用证据，很难操作，几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制定了适合本地区适用的证据规则，但是各地的规定不统一、不规范，《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和条件上，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证据保全的申请及措施上，质证的对象、顺序、证人作证及认证等诸多问题上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从而使证据的运用更加规范、更易于操作。
3、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近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这种趋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二是证据涉及国家秘密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种关注，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4、有助于融合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念，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逐渐趋向依法行政，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程序正当，在美国法中，是指行政行为必须满足对个人的最低公平标准。如在作出决定前要给予充分的告知和提供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它强调的是法律适用中的操作规程的公平、审判过程的严格和平等以及规则所体现的形式合理性。《关于证据的规定》借鉴国外证据立法和审判实践，吸收证据理论研究成果，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在证据的告知、证据交换、质证、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的排除、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裁判（证据裁判主义）、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理由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充分体现并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的观念。
四、国外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不同理论
当然，我国现行的这种举证责任制度并非全是好处，它虽然广泛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目前世界上行政诉讼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各持己见，理解不一。下面，以日本的为例，介绍其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学说，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使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更加完善。
在关于撤销处分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应当由原告或被告行政厅承担，尤其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学说的主张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学说是由原告负证明责任。由于行政行为有公定力，受合法性的推定，所以要求其撤销的原告，应负证明该行政违法的责任。
第二种学说是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因为行政行为即使违法，除无效的场合外一般是有效的，因此在撤销诉讼中，被告行政厅对其处分合法性应负证明责任。
第三种学说是根据法律要件不同而分配证明责任说。即在撤销诉讼中，也适用懂事诉讼一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行政行为权限根据的事实要件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权限障碍、消灭等的事实要件，由原告负证明责任。
第四种学说是主张根据行政行为内容不同分配证明责任说。从处分的内容来看，对于科处负担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对于以授予权益行为主权为基础的事实，由原告负证明责任。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较接近此学说。
第五种学说是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案件分配证明责任。因为一般的分配标准有困难，应考虑各种行政法关系的具体性质、证明的难易程序、诉讼当事人间的对等性、公平性等各种因素来确定证明责任。
五、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发展趋势
以上各种学说均有一定的道理，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过主导地位。到底应采用哪种学说，应该结合本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比例较大，行政相对人保护自己的意识比较淡薄，因此，完全将举证责任推给原告是不可行的，当然由行政主体负主要责任，在目前看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当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必然会被“谁举证，谁主张”的规则所替代。主要理由阐述如下：
1、由被告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负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行为数量及争议案件不是太多的情况下，是比较可行的，但随着行政主体职能的不断变化，各种行政争议案件越来越多，由行政主体承担大量的证据保存任务，有欠妥当。首先，具体行政行为的时效性大，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变动也日趋频繁，一旦发生大量的流动，因为证据保存之不善，而让行政主体承担败诉的理论违反了公平的原则。其次，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应当具有必要的根据或理由，或者就要有根据或理由。否则，无缘无故的提起诉讼，只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及行政资源，这种做法是和现代行政理念不符的。最后，关于诉讼风险，原告应当有所预见。即使根据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统计来看，行政主体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原告败诉的可能。有诉讼，就存在风险。因此，原告如果不对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取的措施、违法行政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根据等证据予以妥善的保存，就可能预见到诉讼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2、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有利于督促原告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在很多情况下，行政主体进行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相对人本来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从而以减轻自己的行政责任，但有些行政相对人总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理，指望通过诉讼来获得胜诉。甚至有些行政相对人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一些争议标的很小的案件不停的提起诉讼，是谓“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或者故意隐匿可能对行政主体有利的证据。因此，赋予原告必要的举证责任，促使其有效、积极地举证。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行政主体主张行政行为合法、正确，应当负举证责任；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不当，应当提出正确的法律供法庭参考，而不是笼统地说被告的行为违法，却说不出来是适用法律不当，还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某案可有多种法律适用方案，被告已证明其法律适用佥或说得过去，而原告主张另一种法律适用，此种情况下，原告就必须负举证责任。又如原告主张被告动机或目的恶意或违法，而行政案卷或记录中却难以看得出来，而动机和目的，一般来讲又属于内在的东西，故只能先由原告举证。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妥，但在特殊情况下，原告亦应当具有充足的证据保护意识，对适用法律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行政主体行政主观方面有恶意等情况下，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只有行政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明确、清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本应具有的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方世荣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证明责任论》（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3、《外国行政诉讼制度》，王名扬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4、《行政诉讼法学基本文献资料选编（教学参考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出版；
5、《行政违法论纲》，杨解君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6、《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叶必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7、《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赵国兴
检察机关依法负责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而讯问是侦查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务犯罪有特殊性，一是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拥有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文化素养和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二是一般无犯罪现场可供勘查，物证较少；三是系智能型犯罪，在犯罪的预谋和犯罪的手段，以及犯罪后反侦查的行为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智能型特点。这些特殊性决定了讯问工作的特殊地位，侦查人员对出入人罪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成功的讯问，得到其真实和全面的供述，尤其显得重要。一般来说，讯问对象真实和全面的供述，是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它对于侦破案件、了解案情全貌及作案细节，特别是收集获取其他证据的线索和审查印证其他证据，以形成确实充分的证据体系，都有重要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对职务犯罪成功讯问的阶段性进行了浅显的探索，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总结为五个阶段，在此做一探讨。
一、讯问前的“准备”阶段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讯问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重要，我们如果将一次成功的讯问比作下不一座楼，那么，准备工作就是它的地基。准备工作的标准是“知己知彼”，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百战不殆”。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讯问对象的个人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经历、个人性格、爱好、家庭关系好坏、人缘好坏、工作环境、作案原因、涉嫌罪名等；、现有的证据情况。包括侦查人员已掌握了哪些各类的证据，这些证据哪些能够印证，哪些游山玩水能印证，也就是证据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哪些问题需要通过讯问得以解决。
二、讯问前期的“观察”和“闲谈”阶段
这个阶段是讯问的开始，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开始面对面。笔者反对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一见面就开始切入主题，直接谈案件的实质问题，甚至开始证言上的交锋。此时，侦查人员首先应该做的是认真观察，就好象中医中的“望、闻、问、切”。观察的内容是：1、观察讯问对象的走姿、坐姿、神情是否自然、气色好坏、穿着的华丽或朴素、是否紧张、携带物品的各类（如：手机的档次、香烟的品牌等）。2、观察讯问对象的言辞。是激烈还是温和；是夸夸其谈不是沉默不语；是强烈对抗不是冷静沉着；表达能力如何等。
通过上述细致的观察，可以进入“闲谈”阶段。此时，侦查人员已经掌握了讯问对象的一些相关信息，加上准备阶段的丰富素材，可以与讯问对象开始“拉家常”式的闲谈。这样的做法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徒劳无功，而是在讯问对象牌被讯问这样的特殊环境下，以“柔”的方法化解其“刚”的对抗，也即“以柔克刚”。这时侦查人员可以询问其个人的简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生活经历、夫妻关系、交友情况、个人爱好等。“闲谈”的目的有二：一是逐步控制讯问对象的情绪和情感，消除其对立抵触情绪；二是对讯问对象注入同情心，让他觉得你是为他着想。这样，讯问人和讯问对象就达到一定的“沟通”，从而使他认为你是“通情达理”的人，而对你产生认同和信任感。
“闲谈”阶段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准确把握讯问对象的心理。讯问对象在被讯问时的心理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此时，系讯问之初，讯问对象对于侦查人员所掌握的证据情况，以及讯问人的讯问方式、讯问目的等都心中无数，他很想从“闲谈”中获取这方面的信息，侦查人员绝不能向其暴露相关信息；二是牢牢掌握“闲谈”的主导权。通常的方式，侦查人员应该是引导式的“闲谈”，这种引导既要达到我们“闲谈”的目的，又不能让讯问对象了解我们讯问的目的。
三、讯问中期的“交锋”阶段
经过前期的“闲谈”阶段，侦查人员要逐步引导讯问对象进入供述案件事实的环节，这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双方斗智斗勇的交锋阶段。
一般而言，交锋阶段。因为当讯问触及到案情的实质问题时，讯问对象一般不会马上如实供述。这时，讯问对象一般具有狡辩、抵赖、否认、谎供等心理，采取软拖、硬抗、欺骗等手段进行对抗，或者避重就轻交代罪行，或者一再表白自己是多么的廉洁，没有经济问题。在此阶段要求侦查人员必须采取恰当的策略攻破其心理防线，当然，用什么样的策略必须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注意到在千变万化的策略中，使用证据的策略占有重要地位。此阶段，侦查人员运用证据可采取引而不发的方式，出示少量的证据以引起讯问对象的思考，让他感觉到其罪行已经暴露。同时，侦查人员必须具有顽强的意志和耐心，决不能因为相持而减弱成功讯问的信心。
第二个层次是讯问对象的动摇阶段。当然，讯问对象的动摇是建立在双方相持的基础上的。这时讯问对象的心理很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选择继续顽抗，又怕按证据定罪，受到从严惩处；二是想早日摆脱讯问的编排，又怕因拒不认罪使讯问持续升温；三是既想认罪交代，又怕定罪处罚；四是如果认罪，自己的政治生命将会结束，优厚的待遇也不复存在；五是如果认罪，自己所拥有的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会化为乌有。上述矛盾心理交替出现，使讯问对象犹豫、动摇人。这一阶段对讯问人员而言非常重要，如果将一次讯问比喻为一次战争，那么这个阶段就是攻敌制胜最为有利的战机，所以，侦查人员一定要把握战机，切记机不可失，机不再来。侦查人员一定要及时运用政策攻心，结合使用证据，促其矛盾心理向如实供述发展，这也是讯问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侦查人员错过这一战机，讯问对象就会出现谎供、乱供等现象。
笔者在这里着重这一下运用证据促其如实供述的问题。因为，政策的说服力是有限的，而适时巧妙地运用证据，应该是促其转变心理的法定。运用证据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一）时机适宜原则。选择怎样的时机出示证据最为有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参考：1、讯问人员就某个事实出示了少量证据，但是，讯问对象认为讯问人尚未掌握确凿充分的证据，案件事实证据仍处于无法认定的状态，只要我不开口，他就不可能查清事实。这时，讯问人员可义正言辞，态度严肃地再出示部分证据，但一定要做到点到为止，切忌详细讲述；2、讯问对象在讯问人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教育和利害分析之后，态度已有所转变，但对如实供述或态度反复时，侦查人员再出示少量证据，促其如实供述；3、讯问对象已开始供述，但是蹭出现不实供述或态度反复时。（二）客观真实原则。在侦查阶段，讯问人员所拥有的证据真伪并存。但是，在动摇阶段，侦查人员必须出示甄别以后，判断为真的证据。因为，在讯问对象思想处于动摇的阶段，其重要的心理是侥幸心理，所以，如果出示假的证据，就一定会造成讯问对象认为讯问人并未获取扎实证据这样的印象，势必增强其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不实证据的出示也会削弱讯问对象对讯问人的信任程度，甚至会将讯问人前几阶段的努力尽弃，使讯问陷入僵局。（三）少量高质原则。也就是用尽可能少量的证据取得高质量的供述。具体方法有：1、分解证据的方法。比如受贿案件，“某时某人在某地点送钱给某人（讯问对象）”这一证据，其内容可分解为：“某时”、“某人”、“某地点”、“送钱”这四个部分。侦查人员在运用证据时，可以这样问，“某人与你有什么来往？”
“某时你有无收受过他人钱的经济问题？”或者“某人在某地与你有什么来往？”等。上述问法比“某时某人在某地送钱给你，有无此事？”这样的问法好。2、证言含蓄的方法。也就是运用证据要尽是不用直白的方式，也不要直接谈出证据内容。比如贪污案件，“他用虚假道路运输发票贪污公款5万元”的证人证言，讯问人发问“你用什么虚假发票报销过？”比“你是否报销虚假道路运输发票贪污公款5万元？”的证言形式好。
四、讯问后期的供述阶段
经过讯问人对讯问对象适时的政策攻心、运用证据等工作，讯问对象的心理防线已被攻破，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证据已被讯问人掌握，事情已然败露，想躲过去已无可能，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认罪服法，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此时，讯问就进入了后期的供述阶段。此阶段，讯问对象的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依然残留，所以，要的罪行和关键的情节能少供就少供，尽可能地少说目的和动机，极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力争减轻罪责。涉嫌共同犯罪时，他就尽力推脱罪责。上述情况，凸现了讯问对象供述缺乏彻底性、全面性的阶段性特征。
侦查人员做好此阶段的讯问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让讯问对象自由陈述。因为此时讯问人员即使发现其有虚假、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等不实供述，也不要轻易打断，让他完整地供述。在其供述期间，侦查人员可做一些必要的记录（不是笔录），特别是那些不实之处。（二）对于讯问对象不彻底的供述进行再次引导。具体做法有：1、发现供述中的矛盾，并予以点破。供述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1）供述前后矛盾；（2）供述不符合客观规律，如自然条件、客观环境等；（3）供述与其他证据相矛盾；（4）供述不符合会计资料等书面证据。针对上述情况，侦查人员可就这些矛盾让讯问对象充分详细地讲述，讲清具体的细节和经过，而不应立即戳穿他。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1）对讯问对象深追细问，直至问得他理屈词穷时，适时地进行思想政策教育，指明如实供述是其唯一出路，真的假不了，纸是包不住火的；（将揭露矛盾供述与出示证据相结合。这时的示证仍应坚持上文提到的原则，但是，此时的示证可以更直接，直接点到其痛处，让其更深刻认识到事已至此，唯有如实供述，方可宽大处理。比如，供述与会计凭证相矛盾时，可让其看凭证，促其全面如实交待。2、利用讯问对象与同案犯、证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促其彻底供述。职务犯罪行为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由行为人自己独立完成的，不可避免地有其他共犯参与，以及关键证人（如会计、出纳）的具体操作，三者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利益。在讯问中，侦查人员要充分利用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之处，以及他们各自的利己思想。侦查人员可向讯问对象讲明以下事实：（1）首先交待，揭发他人是法定从宽情节。要使讯问对象认识到，他不供述同案犯会供述，因为二者都想先供述而获从宽处理；（2）证人必定如实作证否则其会因作伪证而受追究。要使讯问对象认识到，证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合法的如实作证和违法的作伪证的天平前，必然选择如实作证而不受牵连，尽管案发前二者可能是上下级关系。
五、讯问末期的彻底供述阶段
经过双方激烈的交锋阶段，讯问对象在法律政策强力攻心，讯问人由弱到强运用证据的两股力量进攻之下，顽固抗拒的心理被摧跨，畏罪、侥幸的心理已走到尽头，牢固的思想防御体系彻底崩溃，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全面彻底地供述已是唯一的选择，讯问由此进入彻底供述阶段。
侦查人员应当认识到，中场搏杀固然重要，但是，扫尾阶段决不能轻视，因为这个阶段性的成果是侦查人员前四个阶段的艰苦努力换来的，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侦查人员务必要做到“宜将剩勇追穷寇”，“善始”更要“善终”，切记“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实践工作中，讯问进行到此阶段，不管是侦查人员，不是讯问对象，都已深感劳累，都想尽快结束讯问工作。为了缓解人文紧张的精神，疲乏的状态，侦查人员可以让讯问对象喝一杯水，抽一支烟，让他喘口气；同时，侦查人员自己也做一调整，恢复一下体力和智力，为取得讯问的全面胜利做好准备。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恢复讯问对象的回忆能力和准确性，为侦查人员下一步制作成功的讯问笔录打下坚实的基础。
稍事修整后，侦查人员要重整旗鼓，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理清讯问目标及范围。这时，侦查人员开始认真制作详细的讯问笔录，制作过程中，要坚持全面细致的原则，查漏补缺。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讯问对象几经交战，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崩溃，思想已经彻底转变，认为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不如主动全盘托出，争取从宽处理。侦查人员要乘胜追击，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并且要紧扣其心理，宜讲揭发他人，立功赎罪，从而减轻罪责的思想，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让讯问对象土崩瓦解，彻底投降。侦查人员用上述方法把一份讯问笔录制作完成，其内容不仅包括基本的案件事实，而且还包括哪个证人在案件中有什么行为，同案犯的行为是什么，书证、物证在何处等一系列信息。这样就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充实案件旁证，以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起到重大作用。这样做下来的笔录才能上下通畅，符合逻辑性、客观性，并且具有鲜明的体系以及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的意识。职务犯罪的讯问对象因其职务的特定性，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他掌握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的可能性较大。同时，讯问对象在此阶段所提供的线索极具真实性和根本性和可查性。至此，成功讯问这座高楼可谓胜利竣工。上述五个阶段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体系，也是讯问对象从接受讯问之初的抗拒到彻底交待罪行的心理历程，五个阶段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在实践工作中，每个案件讯问工作的五个阶段所占的时间比例可能不同，如讯问对象的个体素质、社会阅历不同，可能影响双方交锋时间的长短，但是，侦查人员要运用五阶段递进的规律性来制服讯问对象，取得讯问成功。另一方面，五个阶段的规律性要同一次讯问不得超过12个小时的法律规定有机结合起来。侦查人员要将自己各阶段计划使用的时间纳于此条法律规定之内，提高工作效率，熟练掌握讯问技巧，在有效的时间内达到讯问的成功，才能够称得上真正的胜利。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王能干 (QQ:28532012;Mail:xbgx@163.com)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二条至第九条还分别对哪些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收集证据时应当遵守的规定。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关于证据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关于举证责任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和民事诉讼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与国外的举证责任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点。下面，笔者试图结合这些不同点，对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行政诉讼责任的规律性分担规则。”按照这种规则，“当事人只要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责任举证。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说来，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肯定或可能多半败诉。”（见《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2页，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不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结果责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由于举证责任分配是指对结果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根本不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流行的观点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予以指责，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弄错了对象。按照这种理解，“谁主张，谁举证”是提供证据的原则，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其作为提供证据的规则而不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适用。
由于我的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很多理论是直接脱胎于民事诉讼法的。但是，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则又有别于民事诉讼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不管是将“谁主张，谁举证”理解成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还是将其理解成提供证据的规则，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见莱奥.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第1页，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由于当事人在法庭上对争议的事实之陈述均是事后的陈述，法官没有亲临现场，也不可能亲临现场，因此对于法官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如果既不能查明已经发生，也不能被查明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对事实问题怀有疑问而使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予裁决，要么对请求的法律效果已经发生予以肯定，要么对该效果未发生予以否定。此时，证明责任规则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回答。
在行政诉讼中，争议的双方一方是原告，即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另一方是被告，即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其争议的焦点不外乎原告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者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不服，再就是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服。如果证明责任规则确定了争议双方各自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上的责任，那么依据该规则就能很好地使法官对争议的事实有一明确的处断，较快地对争议作出准确的裁决。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具有如下特征：
1、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被告首先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则无须原告证明其行为违法，被告就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一特征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有较大的不同的。比如在民事诉讼中，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偿还所欠的债务。此时原告必须举出证据，证明双方债务之存在，且被告未予偿还的事实。对于被告来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务之不存在或者已经偿还了债务的事实，则必定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主张，原告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对被告亦如此。而在行政诉讼中，则主要由被告来承担，主要体现在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事实的存在，且要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如原告甲对被告某公安局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则某公安局应对甲存在违法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并且亦应向法院提供处罚的法律依据。如果公安局逾期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法提供证据，则法院不应要求甲来证明违法的事实是否存在，直接可以据此裁决公安局败诉。
2、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对于行政不行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行为产生败诉的结果。比如，公民申请行政奖励的行为，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给予答复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是行政主体败诉，但不必然的会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给予公民某种行政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有些依申请的行为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如行政许可的申请，但有些则要视法律的规定条件而论，不是一经申请，当然的获得预期的法律后果。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所负的这种举证责任，有的学者又把它称为初步的证明责任，因为这种初步的证明责任只是体现在诉讼的开始阶段，一旦案件进入到实质阶段，就要依据被告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双方在提供证据方面的义务了。
二、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
刚才分析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特征，可以知道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应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确立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是什么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1、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据一定的行政程序规则，而这种行政程序规则从流程上来讲，首先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调查或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行为之前，应当向相对人出示履行职务的证明，表明其有权从事该项活动其次应当将有关的事项告知相对人，接着是在作出一项决定或裁决前，应当查明事实、收集证据，使用诸如询问证人、查帐、鉴定、勘验等各种方法，必要时，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之前，还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只有当前述程序妥当之后，行政主体才可以向行政相对人说明作出某项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之后，最终作出裁决。这种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规则决定了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已取得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必然是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职权。当原告因具体行政行为与被告发生争议而进行行政诉讼后，由被告提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从法律上就可以推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性。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因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有义务收集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并予以保存。一旦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已过，行政主体是否还应当将这些证据予以保留？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行政相对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了起诉期限，后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障碍消除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起诉期限，并获得人民法院的同意，而行政主体却不知道此种情况的存在，误以为行政相对人错过了起诉期限，因此没有必要保留原告的证据。此时的诉讼显然对行政主体不利，该如何解决？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按照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只要是行政行为，不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依法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也并不是任何人有权、有能力加以辩认的，而只能由有权并且有能力辩认的国家机关来判断并加以否定。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虽然被告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如果因起诉期限的延误，而造成证据之丧失，亦不应判定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结果，否则就与法的最基本原则－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2、原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而只能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弱势地位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职权行为，享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单方面调查、收集、保存和使用各种证据的职权，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需要的证据，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原告在行政管理中，处于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的地位，无法全面收集到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同时，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案件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需要借助于专门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才能确定，而原告则缺乏被告所具有的条件来发现、保存、收集所需要的证据。当然这种弱势地位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在具体法律行为中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之性质所决定的，在举证方面能力大小的不平等，与原、被告的经济地位、机构性质、组织差异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具体到某一个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可能是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跨国公司，被告则可能是只有区区几人的行政机构。行政诉讼之所以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偏向于原告，仅仅是由于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职权的不平等。需要注意的是，用一种不平等的手段去掩盖另一处不平等的事实，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平等。因此，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并没有完全采取由原告或被告一方来举证的做法。只有双方互有举证的义务，共同向法庭举证、质证，并且根据法律要件的不同（或者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来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才能确保实质的平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形成了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三、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益处
1、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之保护。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原告总是处于弱势。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定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护诉权，体现法律平等精神，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2、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使之更加容易操作。实践表明，仅仅依靠行政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的原则性规定运用证据，很难操作，几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制定了适合本地区适用的证据规则，但是各地的规定不统一、不规范，《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和条件上，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证据保全的申请及措施上，质证的对象、顺序、证人作证及认证等诸多问题上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从而使证据的运用更加规范、更易于操作。
3、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近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这种趋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二是证据涉及国家秘密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种关注，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4、有助于融合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念，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逐渐趋向依法行政，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程序正当，在美国法中，是指行政行为必须满足对个人的最低公平标准。如在作出决定前要给予充分的告知和提供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它强调的是法律适用中的操作规程的公平、审判过程的严格和平等以及规则所体现的形式合理性。《关于证据的规定》借鉴国外证据立法和审判实践，吸收证据理论研究成果，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在证据的告知、证据交换、质证、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的排除、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裁判（证据裁判主义）、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理由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充分体现并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的观念。
四、国外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不同理论
当然，我国现行的这种举证责任制度并非全是好处，它虽然广泛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目前世界上行政诉讼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各持己见，理解不一。下面，以日本的为例，介绍其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学说，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使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更加完善。
在关于撤销处分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应当由原告或被告行政厅承担，尤其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学说的主张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学说是由原告负证明责任。由于行政行为有公定力，受合法性的推定，所以要求其撤销的原告，应负证明该行政违法的责任。
第二种学说是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因为行政行为即使违法，除无效的场合外一般是有效的，因此在撤销诉讼中，被告行政厅对其处分合法性应负证明责任。
第三种学说是根据法律要件不同而分配证明责任说。即在撤销诉讼中，也适用懂事诉讼一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行政行为权限根据的事实要件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权限障碍、消灭等的事实要件，由原告负证明责任。
第四种学说是主张根据行政行为内容不同分配证明责任说。从处分的内容来看，对于科处负担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对于以授予权益行为主权为基础的事实，由原告负证明责任。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较接近此学说。
第五种学说是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案件分配证明责任。因为一般的分配标准有困难，应考虑各种行政法关系的具体性质、证明的难易程序、诉讼当事人间的对等性、公平性等各种因素来确定证明责任。
五、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发展趋势
以上各种学说均有一定的道理，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过主导地位。到底应采用哪种学说，应该结合本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比例较大，行政相对人保护自己的意识比较淡薄，因此，完全将举证责任推给原告是不可行的，当然由行政主体负主要责任，在目前看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当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必然会被“谁举证，谁主张”的规则所替代。主要理由阐述如下：
1、由被告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负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行为数量及争议案件不是太多的情况下，是比较可行的，但随着行政主体职能的不断变化，各种行政争议案件越来越多，由行政主体承担大量的证据保存任务，有欠妥当。首先，具体行政行为的时效性大，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变动也日趋频繁，一旦发生大量的流动，因为证据保存之不善，而让行政主体承担败诉的理论违反了公平的原则。其次，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应当具有必要的根据或理由，或者就要有根据或理由。否则，无缘无故的提起诉讼，只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及行政资源，这种做法是和现代行政理念不符的。最后，关于诉讼风险，原告应当有所预见。即使根据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统计来看，行政主体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原告败诉的可能。有诉讼，就存在风险。因此，原告如果不对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取的措施、违法行政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根据等证据予以妥善的保存，就可能预见到诉讼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2、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有利于督促原告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在很多情况下，行政主体进行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相对人本来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从而以减轻自己的行政责任，但有些行政相对人总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理，指望通过诉讼来获得胜诉。甚至有些行政相对人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一些争议标的很小的案件不停的提起诉讼，是谓“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或者故意隐匿可能对行政主体有利的证据。因此，赋予原告必要的举证责任，促使其有效、积极地举证。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行政主体主张行政行为合法、正确，应当负举证责任；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不当，应当提出正确的法律供法庭参考，而不是笼统地说被告的行为违法，却说不出来是适用法律不当，还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某案可有多种法律适用方案，被告已证明其法律适用佥或说得过去，而原告主张另一种法律适用，此种情况下，原告就必须负举证责任。又如原告主张被告动机或目的恶意或违法，而行政案卷或记录中却难以看得出来，而动机和目的，一般来讲又属于内在的东西，故只能先由原告举证。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妥，但在特殊情况下，原告亦应当具有充足的证据保护意识，对适用法律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行政主体行政主观方面有恶意等情况下，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只有行政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明确、清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本应具有的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方世荣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证明责任论》（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3、《外国行政诉讼制度》，王名扬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4、《行政诉讼法学基本文献资料选编（教学参考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出版；
5、《行政违法论纲》，杨解君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6、《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叶必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7、《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