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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犯及其未完成形态之浅究


在现有的刑罚理论中，危险犯理论已是一种十分显见和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危险犯的理论和法律鉴定，危险犯的刑罚理论是否科学等一系列的问题的研究对于危险犯的定罪量刑、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判案，都有着十分大的意义。正确的理论前提是我们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得出正确结论的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为此，本人从危险犯的基本理论问题出发，同时涉及其为完成形态问题，力求陈述各学家之说，综合以述之。

一、危险犯理论透视
谈及危险犯，我们必然涉及到其概念等理论问题。而这，正是法学家争论的一大焦点所在。学界大抵有如下三种观点：
1.第一种观点把危险犯定义为——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为犯罪既遂标志的犯罪。这是我国目前学界和法界的通说。
2.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以危害行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判断危险犯既遂的标准施行为人所实行的危害行为是否达到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
3.第三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实害结果发生，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或者说是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危险结果构成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
本人认为，上述几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国刑法与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的刑法规定不同，此些国家可以认为其刑法分则的规定是以既遂为模式，构成要件其实也就是既遂的要件，行为成立犯罪往往即时成立既遂。他们可以说危险的发生是犯罪的成立条件，也可以认为它是既遂的标志。而我国刑法并未规定对预备犯、未遂犯的处罚只限于分则得特别规定，而是在总则的中规定原则上处罚所有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据此，笔者认为，我国规定罪与罚的分则性条文不是针对犯罪既遂，而是针对犯罪成立的。犯罪成立并不等于犯罪既遂，而是包括预备、未遂、中止等形态。即使是有既、未随之分的故意犯罪，刑法分则也不是以既遂为模式的。我国的刑法分则都是前部分陈述罪状，后部分再是法定形模式。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预备犯、未遂犯原则上都应负刑事责任，把这一精神灌输到分则中，得到的结论是分则中的规定是针对犯罪成立，而不是针对犯罪既遂的。
前述中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危险性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的犯罪。而这种定义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危险犯是以危险行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二是“以危害行为造成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任何犯罪都是具有侵害法益危险性的，都可能造成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并不是危险犯的本质特征，可见一种涵义并没有准确划定危险犯的本质特征。而依照第二种含义，危险行为造成了危险状态，犯罪可能成立;若未造成危险，则犯罪不成立，这本来是对的。但是，该论者有指出，判断其既、未遂的标准是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如果未造成危险状态，成立犯罪未遂，这显然是前后相矛盾的。可见第二种观点也不科学。
至于第三种观点，论者认为危险结果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又认为法定危险状态的出现是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如未发生危险状态，则成立未遂。然而这种观点只适合于日本台湾等地区，并不适用于我国犯罪论的体系以及立法的特点。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具备犯罪构成就意味着犯罪的成立，反之，缺乏某已构成要件则犯罪不成立。也正如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犯罪构成要件是成立犯罪的必要条件，而非判定犯罪既遂的条件的结论。可见第二种观点也是不严谨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危险犯定义为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导致了某种特定的危险状态出现为犯罪成立必要条件的犯罪较为科学。它又如下几个优点：
(1)、符合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危险犯以危险的发生为成立条件，即是说，当行为不足以造成危险时，不成立犯罪。
(2)、符合我国的刑罚理论。犯罪构成是在犯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犯罪是怎样成立的，犯罪成立需要哪些法定要件，并不要求回答犯罪形态的问题，也即说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认定行为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危险犯以危险的发生未构成要件，危险不发生则不构成犯罪，这正符合我国的刑罚理论。
(3)、再者，该种定义有利于鼓励犯罪人积极中止犯罪。

二、危险犯和行为犯、结果犯的关系探究
说到危险犯我们会很自然地谈到其出处即为什么要划分危险犯，那也就必然涉及犯罪的划分问题。因此呢我们必然要了解危险犯和行为犯、结果犯的关系问题。
危险犯的概念以上已有论及，而从危险犯和行为犯、结果犯的概念可以看出，要弄清几者关系。首先要弄清犯罪结果的含义。谈到危险结果(又叫危害结果)的含义,学界可谓观点纷呈,莫衷一是.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种观点:
1、第一是指危害社会的的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侵害。
2、第二是指“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
3、第三是指“犯罪行为通过影响犯罪对犯罪客体所造成的法定现实损害及具体危险的事实”
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都能给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或言“一切犯罪行为都必定有其犯罪结果，犯罪结果”。
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都能给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换言之，“一切犯罪行为都必定有犯罪结果。犯罪结果是每一个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条件，缺少这个条件，犯罪就不能成立。”按照此种观点，一切犯罪都是以犯罪结果为犯罪构成条件的犯罪，即一切犯罪都是结果犯。果真如此，把结果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意义何在呢？可见第一种观点对犯罪结果的定义过宽，此外，它也只是笼统地说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损害，这容易引起犯罪结果与社会危害性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因为社会危害性即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实际上，危害结果虽可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或大小，但并不等于危害本身。前者是行为造成的具体事实，而后者是行为的本质特征。
第二、三种含义的分歧关键在于犯罪结果是否只限于现实的损害。危险犯不是行为犯，而与实害犯同是结果犯，因为危险犯也需要有一定的结果，只是他要求的结果是某种状态而实害犯要求的结果是实际的损害而已。而观点二则认为结果犯仅是实害犯，一样不可取。
我认为，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意造成的是既损害事实。危险犯是以行为导致的危险为构成要件，但并不以实害结果为要件。因而，危险犯不属于结果犯，二是行为犯的一种，即行为犯是危险犯的上位概念，除了危险犯外，行为犯还包括其他形式的行为犯。结果犯仅指实害犯。

三、危险犯的未遂问题
危险犯对于量刑的作用与意义，是危险犯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一旦被认定是危险犯，就可以不要犯罪结果而认定既遂。传统对既、未遂大致有“犯罪目的说”、“犯罪结果说”、“犯罪构成说”。
“目的说”认为未遂或说未得逞是指行为人没有实现其犯罪目的，即犯罪目的的实现与否是既、未遂相区别的主要标志。“结果说”则认为是否造成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是既、未遂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构成说”认为犯罪的行为没有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犯罪构成是否齐备应是犯罪既、未遂的主要标志。然而，上述几种观点的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
1、“目的说”的缺陷在于单纯的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出发，忽视犯罪目的与犯罪结果在本质上相联系、相一致的特点，以致会在犯罪结果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满足了某一犯罪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得出犯罪目的未出现而得出未遂的错误结论。
2、“结果说”又单纯从客观角度出发，忽视了在直接故意中，犯罪结果只有和犯罪目的的性质以及犯罪构成的内容相一致时才具有法律意义的属性，以致脱离主客观相一致的原理，得出凡是出现危害结果都可以认定既遂的错误结论。
3、“构成说”则把犯罪构成看成是可以脱离犯罪目的和犯罪结果而单独存在的单纯行为的法律规定，以致得出即使没有出现为犯罪目的所包容的结果和没有实现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仍然可以构成既遂的错误结论。危险犯的既遂理论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看到的传统的危险犯理论通常被放置于直接服役犯罪之中加以论述的，并被认为他不要求犯罪结果既可构成犯罪既遂。但这种理论始终回避作为直接故意的危险犯的目的所在和危险本身完全有可能导致实害结果发生的客观事实，于是要么把危险状态看成依附于行为，而这种行为一部要求有犯罪结果，要么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犯罪结果，危险犯既遂也是以结果为条件的既遂。笔者认为，诸如破坏交通罪、破坏交通设备罪等所谓的危险犯，同样应受到直接故意犯罪既遂、未遂原理的制约。
综上所述，尽管危险犯等问题学界一直以来就颇有争议，但这更促进我国的法制的研究，对于法律的健全以及法治社会建设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廖纪源 samyaft200`1@163.co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安部


关于在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中加强执法协作的通知

证监发[2006]17号



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各证券、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为保障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以下简称《移送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打击经济犯罪执法协作的指示精神，现就证券监管机关和公安机关在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中加强执法协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证券监管机关和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证券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充分认识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的重要意义，积极开展执法协作，不断完善执法协作机制，提高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的能力。

二、对阻碍证券监管人员进入相关工作场所进行检查、调查和依法行使查阅、复制、查询、冻结、查封、限制交易等职权，阻碍或拒不接受证券监管人员询问，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证券监管机关应当及时收集有关证据，制作《阻碍证券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函》，向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移送有关证据和材料，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查处。

三、对证券监管机关移送的阻碍证券行政执法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受理、登记，并依法调查处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证券监管机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毁损证券监管机关依法扣

押、查封、冻结的财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证券监管机关依法办案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证券监管机关在日常监管和调查证券期货违法案件过程中，对可能涉嫌经济犯罪的线索，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商请公安机关配合开展调查工作。公安机关可依照有关规定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案件的查处进行会商；

（二）协助证券监管机关调查人员查阅、复制被调查对象的户籍、出入境信息等资料；

（三）对涉嫌经济犯罪的线索，依照《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进行立案审查并开展相应的调查；

（四）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六、证券监管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时，需要对有关涉案人员采取口岸查控、报备等限制出境措施的，报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后，按照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办理。对需要继续限制出境的，应提前10个工作日办理。

七、中国证监会对涉嫌犯罪的证券期货案件，应按《移送规定》的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部移送。为方便工作的衔接，中国证监会移送重大、复杂、疑难的涉嫌犯罪案件前，应与公安部就案件的认定和处理意见提前会商。

八、中国证监会向公安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依照《移送规定》的有关规定，附下列材料：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二）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三）涉案物品清单及主要证据目录；

（四）有关的认定意见和鉴定结论；

（五）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

九、对中国证监会移送的案件，公安部应当依照《移送规定》受理并及时进行审查。依法决定立案的，应书面通知移送机关；对依法不予立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移送机关，相应退回案卷材料。

十、公安机关在办理证券监管机关移送的证券犯罪案件过程中，需证券监管机关协助的，可以商请证券监管机关对侦查提供协助。商请证券监管机关协助侦查，由公安部有关部门统一向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发函联系。

十一、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收到公安部有关部门协助侦查的来函后，应当积极配合，根据案情需要，可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商请有关部门或指定派出机构专业人员协助侦查；

（二）需要出具专业认定意见的，作出或提请有关部门、机构作出认定；

（三）协助侦查人员查阅、复制有关专业资料；

（四）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十二、公安机关在办理证券监管机关移送的案件时，如需在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查询、复制有关资料，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应积极配合，依照证券监管机关有关规定执行。

十三、公安机关对证券监管机关移送的案件，立案侦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以及其他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并及时向证券监管机关通报有关情况，退回有关案卷。

十四、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发现的证券违法违规线索和案件，应当及时向证券监管机关移送。证券监管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受理并及时进行审查。依法决定立案查处的，应当书面通知移送机关，并及时向对方通报查处情况；依法不予立案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移送机关，相应退回案卷材料。

十五、证券监管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应建立情报信息交流机制和工作联系会商机制，及时通报情报信息、市场动态和双方在执法中发现的问题，会商重要案件和其他重要事项。

十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公安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二○○六年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