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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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拿审计当出身——漫谈司法会计渊源问题

于朝


　　摘要：司法会计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一种尚未被证实的看法——司法会计源于审计。这种看法并非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基于对某些现象的不完整的观察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但是，如果以此认识为出发点，却可能会对司法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创新、司法会计理论的研习以及司法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大部分学者在首次发表的司法会计书籍中都会论述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笔者是个例外，直到本世纪发表第三本书籍时，才专门论述了司法会计与审计关系。这并不是说笔者在研究初期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也不是在首次出书时没有研究出两者的概念差异，而是认为仅从概念上区分不足以说明司法会计与审计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因为相同的事物可能会因概念定义不同而导致误人子弟。比如：国内一些财经类学者比较盛议的所谓“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区别”的命题，就是把同一种社会活动引用了不同称谓并从概念上作了不同定义后进行比较，这一虚伪命题误导了很多学者和专家。笔者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基本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不同于会计、审计的司法会计基本理论系统作为基础，解决司法会计学的立科问题；第二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对策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实务理论研究，提出一些具体司法会计活动的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第三个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行业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和实务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司法会计行业规范问题。由于前面的研究阶段中没有提出足够的区分司法会计与审计差异的实务理论，也就不可能从实务理论方面解决这一命题，因而也就不敢冒昧地发表看法。
　　关于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一些人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笔者对这一说法是否客观，起码是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根本不可信，因为从司法会计师的职业角度来审视这种说法，会认为这种“结论”没有经过科学地“鉴定”，缺少“基本证据”和“论证”过程，顶多只是根据一些“参考证据”所作出的一种推测。这种推测本来只是一种看法而已，无碍大雅，但近年来这种推测似乎有被强化为一种理念的趋势，从而可能会对司法会计专业的理论研究、研习和实践形成了一些影响，这就不可轻视了。本文先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来探究一下这个说法是否成立，然后再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及可能对理论的研究和研习、司法实践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证明司法会计渊源的两个基本问题
　　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过程中，开始就已经注意到司法会计来源问题，也为此积累一些信息。从这些信息看，认为司法会计活动出身于审计活动的说法，有点像过去传说中的“人是猴子变来的”——这种传说不能说一点根据都没有，当是在遗传学、考古学提出证据之前的一种假设，即找来一种与人类有着更多共性的动物视为人类的出身。从理论上主张司法会计活动源于审计活动说法的同行，至今也没有拿出确切的证据，只是感到“司法会计”这一事物从“种子”里一蹦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模样。在这一动机下找到了与司法会计活动共性最多的审计活动认作其前身，当是一种“解脱”。
　　研究司法会计是否出自于审计，可能会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司法会计与审计谁先出现的问题，因为按照常理，作为出身者必先呈现于世；二是，司法会计的出现与审计有无关联——即使司法会计出现时审计已经存在了，如果没有关联也就否定了这一推测。这个两个问题的研究还会同时涉及到实务和理论两个方面，即司法会计活动是否源于审计活动和司法会计理论是否源于审计理论，需要分别研究。
　　二、尚无证据证明司法会计活动出自于审计活动
　　中国有着漫长的法制历史，起码比目前理论上推测出的审计历史要长，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就存在了司法会计活动了，当需要法制史专家们查找证据，起码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证明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谁先谁后的具体证据。已有的证据仅可以证明“司法会计”一词的提出明显晚于“审计”一词，这能否成为解决一个线索或答案？肯定不行，因为社会活动的出现时间与其称谓所形成的时间是两码事。首先，某类社会活动的产生通常会比人们对这种活动的称谓要早得多，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交往和管理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而非是理论研究的需要，因而某种社会活动的产生出现前，人们很难会想到事先给它一个称谓。比如：无论在中外，司法会计在诉讼实践中的出现时间都大大早于人们给它的称谓的时间。其次，即使先出现的社会活动，由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不同，因而所给予称谓的时间也可能会晚于后来出现的社会活动，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比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出现的时间应当早的多，但“司法会计检查”一词的出现却大大晚于“司法会计鉴定”一词。因此，“司法会计”一词晚于“审计”出现的这一证据，并不能证明司法会计活动晚于审计活动的出现的事实。综上，如果连司法会计活动和审计活动出现的先后顺序问题尚未搞清楚，就作出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结论，肯定是为时过早了。
　　我们再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关联性上探讨，国内外一些文献零星的介绍过司法会计活动的历史，但尚未见专门研究这两种活动历史关联的成果。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的存在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因为收集证据的需要而出现的，因而无论其出现时有无审计活动的存在，这种收集诉讼证据的需求都是独立存在的；而早期的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与今天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并不是为了解决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而出现的，鉴定人也不参与诉讼调查的过程，其任务仅是为了解决诉讼中与财务会计事实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是在履行“审判”职能，这显然也是一种基于诉讼需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最直接的证据是：我国80年代初独立的审计活动尚恢复时，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却已经存在于诉讼中。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现在的某种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的关联事实，来说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可能与审计活动有关——具体的审计活动会引发司法会计活动。最直接的证据是许多诉讼活动都是由于审计活动结果而导致的（无论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甚至是行政的）——但这种证据的运用却已经跑题了。本文所讨论的司法会计的出身问题，是关于司法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存在是否产生于已经存在的审计活动，而不是具体的审计活动是否会导致司法会计活动的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假定审计活动出身于司法会计活动，也不会影响现实中的具体审计活动会引发具体的司法会计活动的情形。事实上，现实中一些诉讼中的司法会计活动也会引发了审计活动，这同样也不能用来作出审计出身于司法会计的结论。
　　上述论述起码可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不愿意”承认审计是司法会计的渊源的事实，其主要结症仍在于潜意识中有一种司法会计比审计优越的感觉在起作用，而这种优越的感觉又来自于司法会计鉴定可以借助司法职权的优势。笔者甚至认为这种观点可能都不值得一驳，因为且不说人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是否是由于所谓的“潜意识”作怪，现实情况是连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证据都还没有找到，何以要求人们承认它是个事实？这与人们“潜意识”里面是否存在司法会计优越性的感受又有何关联？
　　三、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并非都是来源于审计理论
　　讨论司法会计理论是否出身于审计理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因为系统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是现代人的事，不像前一个问题那样还要牵扯到“考古”，证据也很容易搞到。比如这两种理论谁先成型的问题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可以“定案”：审计理论成型在先，司法会计系统理论研究则是后来才提出的。这样一来，两种理论谁先谁后的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讨论的重点也就在于司法会计理论体系起源与审计理论的关联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内外司法会计学界的理论研究起点不同，这个问题却不能一概而论。
　　司法会计学界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起点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师所从事的工作（即司法会计工作），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司法会计师的职业需求；另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各类诉讼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需求。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工作的情形中，研究者把重点放在与审计活动差异较大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即司法会计理论就是指司法会计鉴定理论。这类情形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如果说来源于审计理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中外实际研究的过程也不尽相同。比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 直译为法庭会计）理论的产生过程就明显与审计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关联。英美法系国家的财务舞弊被审计师发现后可能会引发了诉讼，而审计师在后来进行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中则可能会担任专家证人，因此，舞弊审计理论的研究者便将舞弊审计理论进行了延伸研究，在舞弊审计教科书的最后一部分会提到司法会计，而他们的司法会计教科书则是这种理论翻版（目前我国所谓“法务会计”的书籍就是抄袭这一理论系统而成的）。这种理论延伸的研究路线导致英美法系国家至今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司法会计学科体系。中国在“一元”理念指导下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抄袭审计理论体系，只是把“审计”一词改称“司法会计鉴定”；另一种，则是完全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把司法会计师在诉前和诉中所参与的所有活动（包括最终没有形成诉讼的情形）都称之为司法会计活动。总的来讲，“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与已经存在的审计理论关联比较密切，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的情形中，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诉讼需求，这一起点决定了研究者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已有的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直接通过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来独立地建立起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形成便是一例。“二元”司法会计把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并研究发现了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类型。其中：通过查账、查物获取诉讼证据的司法检查活动，因其对象涉及到检查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财物，故命名为司法会计检查；通过鉴别判定财务会计问题获取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活动，被称谓司法会计鉴定。研究还发现司法会计检查活动和司法会计鉴定活动，虽有关联，但从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要求看，两者在具体任务、主体、内容、程序、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诉讼结果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需要理论上提供不同的研究成果来满足各自司法实践所需。“二元”司法会计理论在这一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一开始就分为三个分支理论进行研究：将各类司法会计活动的共同的基础性的问题抽象出来，形成司法会计学概论分支理论；实务理论则按照两类主要的司法会计活动的类型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两个分支理论。随着司法会计活动的发展，职业从事司法会计工作的司法会计师队伍形成，这就有必要将原来分散于三个分支中与司法会计师执业有关的理论内容独立出来，形成一门新的司法会计理论分支——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系统地提出相关操作理论以满足司法会计师执业所需。这样，在“二元”主张下已经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由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司法会计鉴定学和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四个分支理论系统所构成。从以上“二元”司法会计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全是独立研究的结果，与已经存在的审计学体系没有关联。
　　笔者尚不认可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说法，但并不认为两个专业之间毫无牵扯。理论上已经从概念、操作等方法提出了两者的共性和差异。另外，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时不仅十分注意审计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也相信未来审计理论研究亦会借鉴一些司法会计学的研究成果，因为某些已经成形的司法会计理论已经比具有类似理论功能的审计理论可能更为科学和实用。这里举出银行存款核对公式的小例作为例证：目前审计学仍然沿用会计学提出的银行存款核对公式，但司法会计学早已提出了适用于第三人进行会计检查或检验所需的新公式，或许未来的审计教科书中也会采用这一新公式取代会计学公式。
　　四、错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来源的认知渊源
　　笔者研究发现，认为司法会计起源于审计的结论，其实不是对司法会计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只是根据某些感受得出的结论。比如：认可这一说法的同仁大多都是先接触到审计活动或理论，后接触的司法会计活动或理论，而两者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则可能使其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这个问题如果深究一下的话，可能与下列背景有关：
　　一是，理论研究的先后顺序。当司法会计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时，审计学理论已经形成由基本理论和审计操作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由于审计理论通常会把会计检查方法称谓“审计方法”，并通过教育系统被接触到这一理论的人士广为接受，所以现代有些人一提“查帐”就认为是审计活动。会计检查方法包括了查账、查物方法，是司法会计活动的中必用的方法，因而当司法会计理论出现了会计检查方法的运用内容时，则会被熟悉审计学的人认为是从审计理论抄来的。其实，会计检查的基本方法并非产生于审计理论而是来自早期的会计理论，且这些方法本身也非审计专用，目前在会计、财务管理、诉讼等其他社会活动中也都在广泛运用，研究这些社会活动的相关学科也都会研究如何运用会计检查方法来解决本专业问题。从这一角度讲，把会计检查等同于审计的误解，可能导致部分人会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
　　二是，理论研究的方法。前文已经介绍过，“一元”司法会计理论最初形成时，基本上采用了审计学的理念，加之一些研究者常常会将司法会计的学科概念与该学科所研究的司法会计活动的诉讼概念相混用，这也会给人们造成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的印象。
　　三是，司法会计实践的某些做法。由于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起步晚，因而早期司法实践中的很多司法会计鉴定活动都是借用审计理论和标准实施的，这种情形至今还存在。由于采用审计标准来实施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存在，当理论研究者不加甄别地追溯由此而产生所谓“司法会计鉴定方法和程序”时，便会得出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的结论。
　　四是，司法会计活动与某些职业的执业范围的关联。司法会计鉴定最初是由会计师具体实施的，后来随着审计师、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产生逐步转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司法会计师承担这类鉴定则仅是近20多年的事。如果不熟悉这一过程，仅看到司法会计鉴定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转为司法会计师操作，则很容易误认为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
　　五是，司法会计师队伍的来源。英美法系国家最初的司法会计师是从舞弊审计师中产生，这也易让人感觉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但中国的情形不同：司法会计师最初是因为检察机关开展司法会计工作的需要直接配备的，并非来源于审计师队伍（因为当时中国审计师队伍也在恢复性组建过程中）。
　　五、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认识的不良后果
　　司法会计是否来源于审计的问题，本来仅是一个对历史的看法问题，与理论研究和实践无关。但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理论和实务问题的出发点，却会或多或少的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一）这种认识会影响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笔者认为，坚持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理念，强化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不利于司法会计理论的发展。这里，笔者举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两个事例，来说明一下这种理念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学研究对象的研究问题。将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在理论界似乎没有争议，但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否需要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却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看法。
　　肯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认为司法会计检查活动与司法会计鉴定活动是两种不同司法会计活动，无论从诉讼需求还是法律依据看，理论上都需要单独进行研究。从诉讼需求角度讲，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都需要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措施的运用，获取相应当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和会计检查笔录，以证明诉讼涉及的财务会计实事，这要求司法会计理论上必须提出各类案件的司法会计检查的技术对策；而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内容则不同，它的研究重点不是如何获取证据问题，而是研究如果制造证据（鉴定意见）的问题，为诉讼中所需的财务会计问题的鉴定活动提供理论研究支持。从法律依据角度讲，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是诉讼法律分别规定的在诉讼的主体、程序、方法、对策、规程等方面均不相同的两种诉讼调查措施，因而只有理论上分别进行研究，才可能为法定诉讼措施的实现提供不同的理论支持。
　　否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其具体理念虽可能都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有关，但分为两种情形。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检查活动的内容就是查账，而查账所用的方法就是审计方法，司法会计理论上不可能提供新的查账方法，因而也就不需要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另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鉴定本身就是根据查账结果撰写鉴定书的过程，由于查账已经被审计理论研究透了，所以，司法会计理论只需要把如何判断查账结果并撰写鉴定书的“司法会计鉴定”列为研究对象。因此，在“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的影响下，“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没有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司法会计检查从内容上讲就是在诉讼中进行的会计检查（查账、查物）活动，这种活动由于受到诉讼规范和诉讼目的的特殊影响，有着与审计中进行会计检查活动的不同规律，因而应当独立地去研究它。“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上已经针对不同案件的诉讼特点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成果并被广泛实践，今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细化研究，提出更多的具体的司法会计检查对策。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问题。司法会计鉴定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简单的归纳下，由以下各部分理论系统所构成：
　　（1）司法会计鉴定的科学依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科学性问题，以便解决司法会计鉴定的诉讼地位、任务等基本问题；
　　（2）司法会计鉴定对象与鉴定范围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能够解决诉讼涉及的哪些专门性问题以哪些问题不能过司法会计鉴定解决；
　　（3）司法会计鉴定的启动理论，阐释如何确定是否需要启动鉴定、谁来启动鉴定、找谁鉴定、如何送检等问题；
　　（4）司法会计鉴定主体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的资格、权利与义务等问题；
　　（5）司法会计鉴定方法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思路、特殊情形的处理思路、财务问题与会计问题的不同鉴定路线等问题；
　　（6）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事实依据以及各类证据的运用规则等问题；
　　（7）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程序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如何受理鉴定、受理后需要按照那些基本步骤进行操作、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鉴定报告的出具步骤、鉴定人出庭等问题；
　　（8）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表述、评断与运用等问题；
　　（9）鉴定规程理论，阐释各类具体财务会计问题鉴定的标准依据、操作步骤、操作要求、结论表述等问题；
　　（10）鉴定文书理论，阐释如何制作司法会计鉴定的程序文书、证据文书等问题。
　　上述理论中，最庞大的部分是鉴定规程理论，这是因为有可能被诉讼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十分浩繁，而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给出具体的操作规程。
　　但是，如果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理念出发，司法会计鉴定理论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因为从逻辑原理上讲司法会计鉴定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和直观事物，以“三段论”为例：
大前提：鉴定原理
小前提：检验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193号



　　《内蒙古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1月2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2013年2月7日



内蒙古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商品条码管理，保证商品条码质量，推广商品条码使用，促进商品条码的信息化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商品条码的注册、编码、设计、印刷及其应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指由一组规则排列的条、空及其对应代码组成，表示商品代码的条码符号，包括零售商品、储运包装商品、物流单元、参与方位置等的代码与条码标识。
　　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商品生产者、销售者、服务提供者在生产、销售以及运输、仓储、配送等现代物流管理中使用商品条码，将推广应用商品条码纳入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建设内容，建立并实施有效的产品质量跟踪和追溯系统。
　　第五条　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是全区商品条码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区商品条码的组织、协调、推广、管理工作。
　　旗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条码的监督管理工作。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内蒙古分中心(以下简称物品编码机构)，负责全区商品条码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二章　注册、续展、变更和注销


　　第六条　厂商识别代码是商品条码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相关合法资质证明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使用商品条码，应当先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经核准注册成为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以下简称系统成员)后，可以使用商品条码。
　　第七条　集团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需要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当单独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经编码中心备案，子公司可以在由集团公司统一开发、生产、管理的统一品牌同类产品上使用由集团公司授权使用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并在商品或者包装上标注集团公司名称。
　　第八条　物品编码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五日内完成初审，初审合格的，报送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审批；初审不合格的，应当将申请资料退还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获准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的申请人，取得《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以下简称《系统成员证书》)，成为系统成员。
　　系统成员遗失《系统成员证书》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十日内向物品编码机构提出补办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物品编码机构自受理补办申请之日起，应当在三日内予以核查，确属遗失的，在五日内按照规定予以补发。
　　第十条　系统成员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应当自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持变更证明和《系统成员证书》，到物品编码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一条　厂商识别代码的有效期为二年。
　　系统成员应当在厂商识别代码期满前三个月内，持《系统成员证书》、营业执照或者相关合法资质证明及其复印件，到物品编码机构办理续展手续。
　　系统成员逾期未办理续展手续的，由物品编码机构报请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核准，注销厂商识别代码和系统成员资格。
　　第十二条　商品条码服务收费项目、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企业收取规定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第十三条　系统成员停止使用商品条码，应当自停止使用之日起三个月内持《系统成员证书》到物品编码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依法被撤销、解散、宣告破产或者其他原因终止的系统成员，应当同时停止使用商品条码，并按照规定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四条　已被注销厂商识别代码的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需要使用商品条码时，应当重新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第十五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的，应当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农副食品、酒、饮料、茶、烟草制品；
　　(二)种子、农药、肥料、饲料、日用化学品；
　　(三)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医药、保健品；
　　(四)纺织服装、皮革制品、纸制品、工艺美术品。
　　前款规定的标注商品条码的产品类别需要调整的，由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编码、设计和印刷


　　第十六条　系统成员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编制商品条码，并自编制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物品编码机构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七条　商品条码的设计尺寸、颜色、印刷位置以及商品条码的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第十八条　商品条码印刷面积超过产品包装或者标签可印刷面积四分之一的，系统成员可以申请使用缩短版商品条码。
　　第十九条　从事印刷商品条码的企业，应当具有健全的商品条码印刷质量保证体系，并按照《印刷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印刷经营许可后，方可承接商品条码印刷业务。
　　第二十条　印刷企业承接商品条码印刷业务时，应当查验委托人有效的《系统成员证书》或者同等效力的证明，并存档备案，存档期限为二年。
　　印刷企业不得为未取得《系统成员证书》或者不能提供合法使用商品条码证明的委托人印制商品条码；不得将委托印刷的商品条码提供给他人。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应当委托具有印刷资质的印刷企业印刷商品条码，印刷企业应当保证印刷质量，产品出厂应当附具商品条码检验合格证明。


　　第四章　应用与管理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使用未经核准注册或者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的；
　　(二)伪造、冒用商品条码的；
　　(三）其他违法使用商品条码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系统成员对其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享有专用权，不得转让、许可他人使用。


　　委托加工产品的，受托人应当使用委托人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并将委托人名称标注在产品或包装上。
　　第二十四条　在自治区使用境外注册商品条码的生产者，应当自使用之日起三个月内持合法有效证明到物品编码机构备案。
　　第二十五条　商品销售者应当建立商品条码的查验制度，查验有效的《系统成员证书》或者同等效力的证明和商品条码质量合格证明并存档。
　　商品销售者采用与商品条码有关的自动识别销售系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第二十六条　商品销售者不得销售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商品。
　　商品销售者不得以商品条码的名义向供货方收取进店费、上架费、信息处理费等。
　　第二十七条　商品销售者在本企业内部对于需要再加工、分装或者非定量包装，作为临时性补充措施的商品可以使用店内条码，编制店内条码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已经标注商品条码的商品，销售者应当直接使用，不得另行编制店内条码或者利用店内条码覆盖原商品条码。
　　第二十八条　物品编码机构应当建立商品条码查询系统，及时公布注册、续展、变更、注销和备案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的情况以及取得商品条码印刷资质的企业名单等相关信息，方便公众查询。
　　第二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督促和指导企业利用商品条码对产品建立和实施质量安全跟踪和追溯，依法对商品条码的使用、印刷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纠正和查处与商品条码有关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条　商品条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应当做好商品条码质量相关检验工作，公众有权查询有关检验结果。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法使用、印刷商品条码的行为有权向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投诉和举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3000元罚款。
　　第三十七条　依法从事商品条码管理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厂商识别代码：指国际通用的商品标识系统中表示厂商的唯一代码。
　　(二)预包装产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产品。
　　(三)店内条码：指商店为便于商品在店内管理而对商品自行编制的临时性代码及条码标识。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