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经济开发区若干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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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经济开发区若干政策规定
鞍山经济开发区若干政策规定
（鞍山市人民政府令第24号 1994年8月25日）
第一条 为加速鞍山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的发展步伐，鼓励中外客商来开发区兴办企业，根据国家、省有关法规和政策，结合鞍山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为鞍山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开发区实行统一管理，行使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区级行政管理权限。
第三条 开发区管委会行使下列职权：区内总体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区内政策的制定；区内土地、基本建设、环保、环卫、市政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管理；区内项目审批；区内财政、工商、审计、劳动、人事行政管理；区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法律服务；区内经济综合管理以及市政府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条 开发区财政为区级财政。开发区财政对市财政实行“零”字包干的财政体制(暂定五年)。
第五条 开发区设发展总公司负责开发区内发展建设的融资及土地、基础设施的利用和开发，其经营收入全部上缴开发区管委会用于开发区发展建设。
第六条 开发区管委会对在开发区从事工程建设的施工企业收取建设项目总造价1．5%的综合服务费，用于开发区建设。
第七条 开发区可广泛吸收各类银行和金融机构进区建立分支机构，并采取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加快开发区建设。市财政每年从城市建设费用中列支，用于在开发区内安排建设项目。
第八条 市公用事业、市政建设、交通、邮电、供电、供热等部门进区从事“六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经营活动，应在开发区管委会的统一协调下进行，并可享受开发区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九条 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可采取多种形式与国内外客商进行土地成片开发，并享受开发区有关优惠政策。
第十条 开发区管委会可对建设速度快，出口创汇多，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对为开发区招商、融资、建设等有重大贡献的人员予以重奖，获奖人员个人所得税由开发区财政返还。
第十一条 经海关批准，开发区可建立保税仓库、保税车间和保税工厂。
第十二条 在开发区新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计征企业所得税。减免期满后，凡产品出口产值70%以上的，减按10%的税率计征企业所得税。在减免期满后，其实际执行的所得税率起过15%部分，由开发区财政返还。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开发区从事公路、铁路、电信、煤气、水源等项目投资的，按本规定第十二条执行。投资兴办学校、医院等社会事业的项目免征营业税。
第十四条 外商在开发区兴办企业，在依法纳税后由开发区财政在三年内逐年返还已上缴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屠宰税。
第十五条 凡在开发区兴办的地方性企业依法上缴的所得税，前五年，由开发区财政按以下比例返还：第一年和第二年返还70%～100%，第三年至第五年返还50%。
第十六条 开发区内资企业投资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其依法缴纳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由开发区财政全额返还。
第十七条 异地改造进入开发区的老企业，出售原厂址土地发生的土地增值税，由市财政负担50%。
第十八条 进开发区兴办的生产性内资企业，其上缴的增值税中属市留成部分，前五年内由开发区财政按下列比例返还：第一年和第二年返还80%～100%，第三年至第五年返还30%～50%。其上缴的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由开发区财政在三年内逐年返还。
第十九条 进区内资企业依法上缴的营业税，前三年内，由区财政按50%返还。
第二十条 进区兴办注册资金额在2000万元以上，占地12000平方米以上的内资项目和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项目，购买土地可享受低于市价的优惠价格。
第二十一条 进区个体和私营企业，从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免收工商管理费一年，减半征收工商管理费二年。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一九九三年印发的《鞍山经济开发区若干政策规定》(鞍政发(1993)3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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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连云港市食品安全举办奖励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连云港市食品安全举办奖励办法的通知
连政办发〔2012〕5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连云港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已经市十二届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四月九日
连云港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江苏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实施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工作。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权利。其中，对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违法行为的举报，由当地农业部门受理；对水产品养殖环节违法行为的举报，由当地海洋与渔业部门受理；对食品生产加工环节违法行为的举报，由当地质监部门受理；对食品流通环节违法行为的举报，由当地工商部门受理；对餐饮服务环节违法行为的举报，由当地餐饮服务监管部门受理；对生猪屠宰环节违法行为的举报，由当地商务部门受理；对保健食品违法行为的举报，由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受理；对食品进出口环节违法行为的举报，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受理。
第四条 举报途径包括：
（一）来人当面举报；
（二）电话、传真举报；
（三）网络举报；
（四）信函举报；
（五）其他途径。
第五条 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公布举报方式，畅通举报渠道，明确受理范围，并按照“首问负责”的原则，指定专人负责食品安全举报受理工作。
第六条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接到食品安全举报，应当详细记录相关情况，不得推诿拒绝。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食品安全举报，应当及时调查核实，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立案。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食品安全举报，应当在24小时内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处理，同时告知举报人。对涉及多个部门的重大案件线索，应当及时报告同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由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协调处理。
第七条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受理举报人的食品安全举报或接转的食品安全案件线索应形成受理记录；受理记录应含举报受理编号、时间、举报人姓名及有效身份证件号、联系电话、举报事由、处理意见等内容，由初次受理单位保留存档。举报受理编号规则：1-2位由本部门二字简称各取中文拼音第一个字母组成，3-4位为当年年份后两位组成，5-8位为当年本部门受理流水号。
第八条 举报下列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的，应当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一）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收购、运输过程中，使用违禁药物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
（二）使用非食用物质和原料生产食品，违法制售、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或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的；
（三）收购、加工、销售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向畜禽及畜禽产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
（四）加工销售未经检疫和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肉类制品的；
（五）收购非备案基地的原料冒充备案基地原料用于加工出口食品，收购非备案企业食品直接用于出口，擅自销售、使用未报检或未经检验的属于法定检验的进口食品等非法进出口、逃避检验检疫的行为；
（六）生产经营变质、过期、混有异物、掺假掺杂等伪劣食品的;
（七）仿冒他人注册商标生产经营食品、伪造食品产地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冒用食品生产许可标志或其他产品标志生产经营食品的；
（八）违法生产、加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
（九）未按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十）未取得《屠宰许可证》私屠滥宰的；
（十一）应当取得而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等证照，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十二）其他涉及食用农产品、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安全的违法行为。
第九条 举报内容经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调查属实，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且属于举报奖励范围的，应当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对涉及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获得奖励，并应当符合下列原则：
（一）举报奖励对象原则上限于实名举报，由举报人直接领取奖金；
（二）重大案件的匿名举报人也可以作为举报奖励对象。匿名举报人可选择使用6位密码，在违法案件和举报线索调查处理完毕后凭密码和有效身份证明领取奖金；
（三）同一线索被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举报的，奖励最先举报人；
（四）两个或两个以上举报人联名举报同一线索的，按一案进行奖励，并由第一署名人办理领取奖励手续；
（五）对同一案件的举报奖励不得重复发放。
第十一条 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举报奖励额度按以下方式确定：
（一）能详细提供被举报人违法事实并能提供关键证据和票据，积极协助案件调查，举报情况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按照案件货值的5%及以下给予奖励；
（二）能提供被举报人的违法事实并掌握部分现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能协助案件调查，举报情况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按照案件货值的3%及以下给予奖励；
（三）已取得部分重要证据，但未对违法事实进行直接核实，仅提供查办线索，未配合案件调查，举报情况与违法事实大致相符，按照案件货值的1%及以下给予奖励；
（四）举报的违法案件货值较小或无涉案货物的，可视情节给予50元至200元的奖励。
第十二条 对举报制售、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等违法行为和生产假冒伪劣食品 “黑窝点”、“黑作坊”的举报人，以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举报人员，按举报奖励比例的上限给予奖励。
第十三条 举报人有特别重大贡献的，经当地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财政部门审批，并经市政府同意，奖励额度可以不受上述限制，但奖励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万元。
第十四条 食品安全举报奖励资金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先行垫付。
第十五条 市级举报奖励资金在市财政预算中安排。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定期检查举报奖励执行情况，每半年将审核确认后的举报奖励资金实际发放情况汇总，由市财政据实拨付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第十六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食品安全举报奖励专项资金，并参照市奖励程序实施举报奖励。
第十七条 举报奖励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对举报事实、奖励条件和标准予以认定，在举报案件结案或案件判决后10个工作日内，由具体承办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或公安机关填报《食品安全案件举报奖励审批表》，附案件处罚决定书或相应法律文书，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审定批复；
（二）审批。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及时对举报人身份、奖励条件和标准予以认定，商市财政局核定奖励金额后，通知申报的行政执法机关；
（三）通知。举报奖励批复后，具体承办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在20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有功人员。因故无法通知举报有功人员的，应将通知情况记录在案。奖励报批完毕半年内仍无法通知举报人的，奖励取消；
（四）发放。受奖励的举报人应当自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2个月内，按通知到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凭有效证件（举报时选择密码的，还应提供密码）领取奖金，逾期不领的，视为自动放弃。因举报人无法直接签收领取的，应提供举报人和委托人有效证件复印件，经工作人员确认，可由委托人签收领取。具体承办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或公安机关应指定专人负责奖金发放工作，并做好登记。
第十八条 举报奖励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使用和管理情况应当接受审计、财政、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举报保密制度，按照国家保密规定管理举报材料和记录。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其姓名、身份、居住地、举报内容等情况。
第二十条 举报人应当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举报人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下列举报案件不适用本办法：
（一）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关的行政部门和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的举报；
（二）假冒伪劣产品的被假冒方或其代表、委托人的举报；
（三）申诉案件的举报。
第二十二条 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在新闻调查中提供案件线索或协助调查处理，经查证属实的，参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连云港市食品安全案件举报奖励审批表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由
申
报
单
位
填
写
举报受理编号
结案（移送）
日期
举报事由
案情处理情况
货值金额
拟报奖金额
由
审
核
单
位
填
写
货值金额
认定报奖金额
市食安办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奖励兑现情况
签领人（签名）： 签领时间：
有效证件号： 签领人与受奖人关系：
备 注
说明：1．本表一式三份，申报时应附案件处罚决定书或相应法律文书复印件。申报
单位、审核单位、复核单位各执一份。
2．奖励兑现时，奖励兑现单位应按举报受理编号复核举报受奖人信息，应附
签领人、受奖人有效证件复印件，与本表一同存档备案。
3．通知记录、奖励取消等情况应记录于备注栏。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张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苏州 ， 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关键词]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1]，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2]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
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4]朱?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5]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务不是一种稳固的职业,也没有按正常途径的升迁,全凭领袖个人意志的直接指定,其行政体制的特点是反复无常性。[6]所以，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并不理性，只靠人的内心自律而没有外在的刚性的制度、理性的法律加以约束，是极其危险的。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惨痛的教训就是明证。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然而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后来，邓小平同志总结得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无须饶舌，这里的“不好的制度”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几千年不加警惕，建国后又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的，由“人格魅力”异化所导致的“个人崇拜”。令人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并着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建设。
三、权力制约——“这是我们的选择”
“权力制约”可谓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话题。笔者在此并无意也无力纠缠于浩淼的理论海洋之中，只是想承接上文说明：靠所谓的人格魅力“统治”，是极不可靠，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都是感性而脆弱的，必须有理性和刚性的手段——法律——加以制约。这也就是权力制约。 谈到权力制约，就必须首先认识权力为何物。同样由于笔者“内功不足”，在此仅作简要介绍。
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始终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对权力现象的科学认识并非与之同步，且至今没有一个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据学者们总结，权力理论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韦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我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然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8]另一个是帕森斯主义，其认为，权力是一种系统资源，“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9]加尔布雷斯则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10]根据以上关于权力概念的各种解释，笔者感觉权力的特点应该是，为实现掌权者意志的行动的任意性，最起码是可能性，即前提是不加抵抗或限制时。然而，追根溯源，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就其本质而言，权力乃是一种公共意志，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力量。[11]人类的政治发展史表明，权力，作为一种充满魔力的社会客观现象，曾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利益，也给社会造成过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是否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当今社会，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还存在差异，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仍处于相对分离的前提下，对权力进行制约依然成为政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亦是通向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权力制约理论方面,西方先哲先行一步。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12]亚里士多德的分权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13]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4]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反观我国，对于国家权力,我们长期以来侧重于道德制约,苦口婆心地劝导掌权者要廉洁自律,克已奉公,或者宣扬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号召积极进行“权力道德”建设，却忽视加强法律和制度制约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就报道的“仇和现象”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宿迁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仅有怨言，还有过集体性的突发事件[15]：如报道中有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又如仇和从2001年始，将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对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导致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还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20]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 ，and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key words: Personality glamour; Restriction of power;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Abstract: Recently, Nanfang Daily reported the dispute personage --Chow He, Suqian of Jiangsu Province secretary of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carries on the reform and administrative course by the radical means.This caused a series of discuss about" Chow he Phenomenon"," Chow he Mode". The scholars express a good many opinions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are many people agree on it, while another opposite. As to this, the author think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e country ruling of law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 power morals" or" personality glamours" of leaders are indispensable, even very important, but we must not superstitious. Because it is a perceptual thing, it is not extremely reliable and even extremely dangerous, must pass the rational means --Law --Carry on power to restrict. Only by this way, can our country becomes the real one governed of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