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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


　　2011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履职活动，应当安排好本人的生产和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
　　二、将第二条改为第三条，修改为：“代表应当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
　　“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代表，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含民族乡，下同）、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书面请假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其委托的副主任，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批准，并通知代表。每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由大会主席团将未请假或者请假未经批准的缺席代表名单印发各代表团。
　　“代表未请假或者请假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代表资格终止，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通知代表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并予以公告。
　　“代表在会议期间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出席会议的，应当按照规定请假，经代表团团长同意，报大会秘书长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批准。”
　　三、将第三条改为第四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有权依法书面联名提出候选人。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应当与主席团提出的候选人一起由大会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派负责人或者由其委托的负责人员在会议期间回答代表的询问。”
　　五、将第六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或者闭会期间，可以书面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及时将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同时将办理情况抄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依照上款规定再作研究处理。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定期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六、将第七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的代表活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活动的，应当书面向组织活动的机关请假。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的代表活动。”
　　七、将第八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
　　“代表在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协助下，可以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综合考虑代表的居住状况、所从事的专业和行业特点，组成代表小组。代表小组组长、副组长由代表推选，代表小组活动由组长、副组长召集。代表小组活动一年不少于两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重视代表小组长的履职学习，充分发挥代表小组长的作用。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为代表小组开展活动提供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其建设和运行经费纳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小组活动。”
　　八、将第九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代表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政策及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决定、决议；
　　“ (二)围绕法律、法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调查、视察；
　　“（三）联系人民群众，走访选民，听取并收集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四）学习和交流执行代表职务的经验；
　　“（五）参加本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安排的其他活动。”
　　九、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代表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代表也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视察。
　　“代表视察时，除按照统一安排集中视察外，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走访人民群众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被视察单位应当认真接待视察的代表，如实介绍情况，提供有关材料，听取代表意见。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统一组织的代表视察及代表持证就地视察结束后，各视察组或者代表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视察报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上级代表视察后，应当及时将视察报告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时，可以约见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由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负责联系安排。在七日内，将联系安排情况告知代表本人。被约见的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负责人或者由其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认真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在三十日内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代表本人，同时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十二、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和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十三、删除第十二条。
　　十四、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或者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至少应回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参加一次代表活动。”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十六、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并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十七、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参加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有关部门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召开的会议、组织的各项活动及代表小组活动的时间，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不少于二十天，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不少于十五天，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不少于十天。”
　　十八、将第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应邀列席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种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组织的代表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根据实际情况由本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十九、将第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的活动经费，每年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活动的实际需要制定计划，由本级人民政府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由财政部门专项拨付。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活动经费专款专用，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管理。”
　　二十、将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持联系，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受委托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活动，扩大代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活动的参与。”
　　二十一、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而拒绝履行义务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给予行政处分。
　　“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根据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处罚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二、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
　　“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案、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依法提出申辩意见。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员组织原选区选民讨论和表决。表决对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要求，可以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协助进行。
　　“罢免代表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二十三、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接受辞职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接受辞职，须经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
　　“接受辞职的，应当予以公告。”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论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再救济

余秀才[1 ]


摘要

债务人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以抗辩且拒绝调解，导致法院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从此，使债务人可无限期占有、使用涉案债权并获得收益，故债务人拒调诉讼时效抗辩之行为，侵犯了债权人的债权所有权，构成不当得利，涉嫌侵占。针对之，应赋予债权人再起诉之救济权利。

关键词

诉讼时效抗辩、拒绝调解、拒调诉讼时效抗辩、拒调诉讼时效抗辩行为、提醒权

引言

因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故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后，债权人虽败诉却永远是债权所有者，债务人虽永远无法取得债权所有权，却可无限期占有、使用债权并获取收益。当初民法通则的立法者们自以为是的标新立异，成了让债权人哭笑不得的邯郸学步[ 2]。诉讼时效制度除了能为国家及法院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外，还剩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最高院的大法官们似乎意识到了诉讼时效制度这种可笑的缺陷，却苦于欲补乏术、欲改乏权[3 ]，江郎才尽之下只好治标不治本地作出一个时效新解释[4 ]。至今还在为适用范围的扩大而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侵权法[5 ]的立法者们也好不到哪去，因为该法设定所有侵权债权，都有可能成为本文所需救济的对象，该法第二条那些自命不凡的罗列，可谓极尽蝇头小利之能事，但终究难逃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车薪之嫌[6 ]。虽说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三大法[7 ]的立法者们岂是一般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8 ]，其实根本不用立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足以解决这一切。

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法律工作者，目睹了大量债权人败诉后欲哭无泪、求助无门的情形，一种对债权人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正义感迫使笔者去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为债权人寻找到一条再救济的途径，从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诉讼时效制度的现状、缺陷、影响

（一）诉讼时效制度概说

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十二铜表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凡要式转移物没按规定方式转让的，受让人继续占有不动产两年，动产一年而取得所有权”，这是对取得时效的最早规定，之后又确定了消灭时效[9 ]。1922年苏俄民法典扬弃了资本主义国家民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将传统上的“消灭时效”进行修改，首创“诉讼时效”制度[10 ]。我国民法通则受此影响，亦未采纳时效取得制度，仅规定诉讼时效制度。

（二）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

在开始论述之前，笔者先本文所称之债权作一个限定：1、债权已过诉讼时效；2、该债权仅是可给付的财物之债，不包括特定物的物权返还之债（因为特定物的返还之债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和行为之债；3、该债权必须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类型及数额是确定的、其他债权人无争议的、且债务人认可该债权。
诉讼时效制度有着众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举证责任分配上属于过错推定。诉讼时效制度是基于一种假设——民事权利可放弃，债权人在一定期限内不主张，则推定放弃。故笔者认为，超过诉讼时效可以分为实质超过诉讼时效和推定超过诉讼时效。笔者还认为，只有债权人当庭表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从未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这一情形，方可毫无疑问地认定为实质超过诉讼时效，这种情形不在本文救济之列[11 ]。推定超过诉讼时效，就是指债权人不能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之情形时，则推定超过诉讼时效。从诉讼时效的构建目的看，这种推定是建立在债权人举证不能则推定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基础之上的。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立法是否也应当对这种推定举证呢？建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因是“法律不保护懒惰者”，但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懒惰者”、是“怠于”？

可见，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人适用的是“主观上存在怠于”的过错推定原则。真实的“怠于”是诉讼时效制度成立的基石，而现实中债权人表示非“怠于”的意思表示方式复杂多样，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腾讯QQ、上门追索等，却几乎无法举证。实务中，大量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均非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所致，乃证据不足而败诉。即债权人更多的非“怠于”之故意，而是“无知”之过失。

2、维持既定法律秩序系伪命题。王利民、王轶等民法界专家均认为诉讼时效制度具有“维持既定法律秩序”之功能[12 ]。我国未规定时效取得制度，使债权永不消灭，一般而言，债权消灭的原因有清偿、抵销、混同和放弃等。债权人起诉本身就表明未放弃，且依照笔者前述对债权的限定，也不存在其他债权消灭的情形。据此，法院虽然驳回了债权的诉讼请求，但债权人依然可以无限期、无限次地向债务人追讨，诉讼时效制度中“维持既定法律秩序”的功能从何谈起？笔者认为，该功能是以规定了取得时效为前提的，生搬硬套进我国，考虑欠周。

3、债务人胜诉却不能免除偿还责任。债务人可否不再清偿？社会上通行的理解是，在法院判决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后，债务人可不再偿还，王利民甚至认为仅超过诉讼时效，债务人就“产生拒绝履行的抗辩权”[13 ]，笔者认为，该理解值得商榷。从实务中看，任何一份判决书都只会说“债权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院保护，故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从不会说“债务人欠债不还的行为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变为合法，从而无需偿还”。可见，任何一份法院判决，都只审查了债权人的债权是否受法院保护的问题，而不会去审查债务人欠债不还的行为是否合法，这也是不告不理之原则所致。从法条看，法律只限制了债权人的胜诉权，未赋予债务人权利，更未免除义务，免责事由需法定，“可不再偿还”相当于时效取得，更需法定。故笔者认为，上述理解亦是以规定了取得时效为前提，在我国欠缺合法根据，属生搬硬套。

4、受法律保护却不受法院保护。很多人极易误解为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是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非请求法律保护或法律不予保护。法院的保护，只是国家法律保护民事权益的途径和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故超过诉讼时效之债权，仍受国家法律保护，只是法院不再为债权人保驾护航。债务人一旦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且不同意调解，则法院就只能、也只应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消极影响

诉讼时效制度的消极影响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看。

1、宏观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立法层面的影响和社会层面的影响。

（1）立法层面的影响。诉讼时效制度违背中国伦理道德，超越国情、民情的历史阶段。在国外，时效制度从罗马法确立已几千年，普通民众已非常了解，故有其适用的传统基础、民情基础。中国则完全不同，几千年来从未规定过债权的诉讼时效制度，即使小有时效制度方面的规定，也从未象民法通则般彻底、全面、大范围地施行，故传统观念认为，债务人无论经过多少年，都应偿还债务，直至儿女、子孙，遂建立了“父债子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传统道德观念，此观念影响中国民众几千年，根深蒂固，突然之间冒出个诉讼时效制度，把传统道德观念瞬间推翻，这一法律移植有考虑欠周之嫌——中国幅员广阔，是一个国情、民情极为复杂的大国，法律的滞后性、普法工作的落后性本身已大大制约了这一制度的推广和普及，加上上述传统观念及中国民众厌诉心理的影响，使中国普通老百姓极不适应，导致实务中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比比皆是。

（2）社会层面的影响。因为债务人提了诉讼时效问题来抗辩，法院就不支持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久而久之，债务人形成了一种错误理解，认为自己对超过时效的债务可以不偿还，从而形成侥幸心理，甚至不惜温言软语、连哄带骗、日复一日地推脱，一旦拖过诉讼时效，立马翻脸不认人，认为自己不偿还是理所应当的。人性本来就有贪婪的一面，中国的普通民众也较为爱贪便宜，当自己欠债不还而债权人却无可奈何、无技可施时，债务人不仅会变得心安理得，使其负罪感、内疚感消失殆尽，而且会洋洋得意，不可避免地会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大肆宣扬自己如何拖债、躲债最后脱债的技巧，不断侵蚀、渗透、削弱和消灭着中国民众的诚信观念。现实中，此现象大量存在，这使得法律本身所具有的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作用完全指向了相反的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以及对该制度的错误理解，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罄竹难书，最令人堪忧的是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常常会听到有人在大声疾呼中国人的诚信每况愈下，却从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此制度虽算不上是罪魁祸首，但至少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