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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继承法律制度变迁概论

作者：宋飞

在中国古代（本文只介绍从夏朝至清朝的概况）,继承法律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在这里分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两方面的法律制度变迁加以介绍。
首先介绍夏商周奴隶制社会下的继承制度。在夏朝，父死子继的身份继承制度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王位的继承上。到了商朝，前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后期实行的是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商朝前期这一独特历史形态，曾被法国孟德斯鸠写入其名著《论法的精神》（见张雁深中译本下册第178页）。周代时，实行以父死子继为主、间有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吸收夏商身份继承制度的一些特点，又有所独创。王位嫡长子（即正妻所生长子）继承制在西周时期已经确立。由于西周实行一妻多妾制，王位的继承必须是正妻所生长子，无论其贤与否；如妻无子，则不得不立贵妾之子，不管其年龄如何。至于诸侯王公的身份继承，则是参照王位继承执行。有关财产方面的继承制度，在夏商西周时期是附属于身份继承制度的，土地、财产的继承被排在王、贵族政治身份继承之后。即是说：西周时为了维护家族利益，不管是身份继承还是财产继承，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紧接着介绍中国封建制社会构建初期的继承制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增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奴隶制开始崩溃，新的封建制社会形态开设慢慢构建，财产继承问题日益突出出来，有关的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如商鞅在秦国颁行的分异令，就肯定了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利。秦朝建立以后，《秦律》中又将这些改革派的继承法思想收入其中，形成了封建社会第一套完整的继承制度。但是奴隶制法中的王位嫡长子继承制依然保留下来了。
然后，我们来介绍中国封建制社会成熟时期的继承制度。
到了汉朝，在身份继承领域，嫡长子继承制度又得以加强。在借鉴周代经验基础之上，汉朝明确规定，嫡长子才能继承封爵，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在财产继承上，采取诸子均分的形式，同时规定女子也有遗产的继承权利，这与西周时的做法是一大进步，这些有益内容也被我国现行继承法所吸收。汉代出现最早的遗嘱继承文件，该文件内容有遗嘱订立人、代书人和证人三方当事人，手续齐全，具有法律效力。以上这些表明了在财产继承上，汉朝法律较前又前进了一大步。
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由于在继承制度方面强调嫡子（正妻所生之子）的继承权，故妾不得触犯正妻的权益。西晋是的晋武帝还专门下召禁止乱嫡庶之位。此外这段时期也不得收养异姓为子，以免家庭内财产外流。
到了唐代和五代时期，在继承制度方面，已经明确的将宗祧继承（身份继承的一种）与财产继承加以区别。宗祧继承名义上是继承祭祀的权力，实际上是与标志政治权力的官爵继承紧密相连，故在唐代宗祧继承似乎与百姓关系不大，而财产继承制是每家每户的大事。唐代的财产继承制度比汉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唐代已将“诸子均分”作为法定继承的基本原则。若有遗嘱者，即不按法定顺序继承，采取遗嘱优先的原则。女子出嫁后，原则上在娘家没有继承权。但如果出现“户绝”（即家无男子承继，用现代话讲就是：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女子还是可以依法取得全部遗产。此外，在分家析产时，在室女（即未嫁女）可以分到相当于未娶兄弟聘财一半的财产作为自己的嫁妆费。但此时期的私生子依唐律不享有继承权。
到了宋朝，有关继承的法律制度，就比唐律规定得更加详细，更具灵活性，可以说已经达到封建继承法制的顶峰了。
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和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外，还规定出嫁女（即已婚女）继承份额为男子的三分之一，没有出嫁女则按数额给出嫁亲姑姐妹侄女得一分。如寡妇招接脚夫（后夫），不享有法定继承权，即如寡妇改嫁到后夫家生活或其死亡，财产要没 为官府所有。宋朝法律对遗腹子、私生子、“义子” （即继子）及赘婿（俗称上门女婿）的财产继承权也做了规定。如规定遗腹子与已出生的亲生子享有基本相同的继承权。别宅子（即私生子）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与生父有血缘关系，不管是否同居或同籍，官府即承认其地位，允许其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但如果不入户籍，又无证据证明身份，其申请继承，官府不予受理；将“再嫁之妻将带前夫之子就育后夫家者”（即继子）称之为“义子”，义子不得随义父（即继父）之姓。如义父死，则归本宗，不享有义父财产所有权，但可以分得其母随带财物。赘婿在家庭中没有财产权和男子应有的地位，更无权承继妻家财产。但如果“（诸）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置财产，至户绝日”可分给赘婿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
南宋时，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人的办法。这比唐代的规定更加灵活。绝户即家无男子承继，用现代话讲就是：没有男性继承人。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这为明朝的“立嗣”制度的创建构建了基础。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另外的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收为官府所有。
宋朝在唐朝“遗嘱处分”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例如立遗嘱人须有年龄限制，其次遗嘱以书面文字记载为有效，并且凡未经官印押（类似于现代的公证）的遗嘱，法律不予承认。同时，根据遗嘱“已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及满五年而诉无分违法者各不受理”，及“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这又有点像现在的诉讼时效制度。
到了元朝，在继承问题上部分摆脱了封建宗祧继承制的影响，主张蒙古人与色目人（西夏、回回）各依本族习惯法进行财产与权位上的继承。同时承认寡妇与无子之家的女子享有继承权。但对汉族人的继承，也同样依照法律，采取嫡长子继承爵位和权位、财产诸子平分的方法。在室女与出嫁女也有继承权，但数额少于男子。金元时期对奸生子的法律态度较唐宋更加宽容，规定奸生子（即私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正妻所生之子）的四分之一，庶子（妾所生之子）的三分之一。
最后介绍中国封建制社会衰败时期的继承制度。
到了明朝，在继承制度上，开始恪遵唐宋时留下的古代法固有传统，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相结合，嫡长继承和共同继承并存，以及男女不平等等等。但在继承的具体制度上也有变化发展，主要是立嗣制度更加灵活，奸生子的继承权得到上升。关于立嗣制度，起源于唐宋时的“绝户”制度。“有子立长，无子立嗣”，是中国古代宗祧继承的原则。明朝法律规定，嗣子必须从同宗近支或同姓的卑亲属中择立，且应昭穆相当，不得尊卑失序，亦不许乞养异姓为嗣，这一点与魏晋南北朝的做法相似。法律所要求的立嗣行为称为“应继”，但如“应继” 嗣子不尽孝道，不为所后者亲，立嗣者可告官别立。明代中叶法律又作较为灵活、自由的补充规定：“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依大明令分给财产”。立嗣者择立亲爱者为嗣，是为“择继”。 奸生子在唐朝被认为无继承权，宋代的规定有所松动，至金元，奸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的四分之一，庶子的三分之一。明代则规定，奸生子的继承份额为嫡子的二分之一。如别无子而立嗣，奸生子则与嗣子均分遗产。如无应继之人，奸生子可继承全部遗产。
到了清朝，继承制度基本沿袭明制，又将身份继承分宗祧继承和封爵继承二种。宗祧继承承袭明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办法（嫡长子－嫡长孙－嫡庶子－嫡次孙－庶长子－庶长孙－庶庶子－庶次孙）。前者无则立后者。违反该法定顺序，处杖80。如嫡庶子孙全无的家庭，则采取立继的方法确定继承人，这与南宋时的“绝户”制度极为相似。禁止立养子、义子为继承人，但允许独子一人享有同宗两家的继承权（独子承祧，俗称兼祧）。，不得随意接触。即使继承又养男儿，嗣子的身份仍不丧失。如果生身父母愿将出继子领回的，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才能撤销立嗣关系。如有嗣子不孝或与继亲相处不睦之情，允许废除立继关系重立嗣子。封爵继承制度适用于世袭贵族家庭和军功家庭，其继承顺序同宗祧继承，嫡长子享有优先继承权。在财产继承方面，清律不仅规定诸子均分财产的权利，对赘婿和养子的财产继承权也有规定。亲生女只有在无男户的情况下，才有继承绝产的权利。这与唐代和南宋旧制相同。夫亡妻子无子而守孝者，才有继承丈夫份额财产的权利。这又与金元时期的制度相似。


参考文献
1、《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怀效锋主编
2、《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修订版。巫昌祯主编
3、《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10月版，（法国）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
4、《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版）

探析“执行难”

刘永强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不满和意见很大部分来自执行工作。“执行难”已成为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不满意，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各级人民法院虽几经努力，通过采取执行大会战，集中清理等各种形式，不断探索执行方式，不断强化执行工作力度，执结了大批的积案，但执行难的问题都始终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好转，原因何在？症结何在？出路何在？笔者拟从执行难产生的背景、原因，初探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一）相当部分执行不能是市场风险的延伸
社会上对“执行难”存在认识误区，认为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给付内容必须全部得到实现，才算执行完，才算执行不难，否则就是“执行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约建立和发展，为人民法院的壮大发展创造了机遇，为审判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审判领域的不断扩大，申请执行案件大幅度上升，执行难问题更加突出。相当部分的执行不能其实是市场风险的延伸，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由于市场风险引起的经济纠纷起诉到法院后，市场风险并不当然地化险为夷，而是同时向审判、执行环节延伸。当然，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债权人化解风险不是毫无意义，在债务人能抓住时机及时起诉，及时申请财产保全，在债务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及时对债务人财产采取必要的措施，是可以减少缓解债权人的风险，但从总体上说，诉讼本身（包括执行）并不能改变当事人所因有的风险，随意改革的深化，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生活的无序循环，人民法院成为整个社会各种矛盾的显示屏。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就必须有一部份裁判文书所确定的内容不能实现。而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经济圈中呆帐、坏帐等现象普遍，这一切且原原本本地反映到审判执行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相当部分的执行不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执行难，而是人们对经济的一种期盼，对法院的一种较高的期望。笔者认为，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只要做到以下三条，就不能认为执行难，一是法院依法采取与案件情况相适应的执行措施；二是法院依据申请人的举证和必要的依职权查证，按法定程序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三是除为被执行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必要保留的份额外，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全部执行完毕，而在现实中，由于自身认识存在上述情况的当事人不断到法院要求“执行”，不断上访，这不但无端增加执行人员的工作，还在无形中为其他案件的被执行人作广告，使执法环境进一步恶化。
（二）执行难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执法外部环境的恶劣，尤其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
（1）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浅薄，自觉履行意识差，更有甚者，相当部分执行人不但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还规避、逃避执行，阻挠、抗拒执行。
（2）协助人难寻。执行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方方面互相协作，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及地方保护思想作崇，法院执行工作有时很难找到积极协助者，贻误了执行战机。
（3）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干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正常进行，当前我国的法院和法官的管理体制还存在一些问题，法院隶属于地方，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法院直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在用人方面应经其核准同意，法院经费由地方财政直接拨与，在财物上受制约，地方法院还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而是地方的法院，执行工作在某些方面确实很难摆脱地方和部门的干扰。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无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尊严，滥用权力，以言代法，以权代法，肆意干涉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案件的执行直接涉及财物的，有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全全局观念，往往为了避免损失，保住既得利益，片面的从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利益出发，对法院执行工作设置种种障碍，这些都阻挠执行工作的正常发展。
（三）执行立法滞后。目前，我尚无一部较完善的强制执行法，法律对执行工作的规定少而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是原则性的多，规定的少，确定性的内容少，对一些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和有效的措施。如对执行当事人，协助执行人和执行程序一些环节上缺乏法律约束力，对干涉、阻挠、妨碍法院执行工作的行为，没有规定明确的处罚措施，对执行措施，执行方式，执行期限，申请人举证，执行协助，拒不履行的制裁，也尚需具体明确的规定和完善。总的来说，现行的执行立法的效率精神乏弱，没有认识到执行工作与审判工作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有关的执行规范还不能满足提高执行工作效率的需要。
（四）人民法院内部自身的原因。当前我国执行工作体制不顺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1、执行机构缺乏统一指挥，力量分散。目前，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都采取审判业务庭的管理形式，各级法院执行庭之间是监督关系，在执行工作中，上下级法院和各法院之间缺乏统一指挥，统一协调，各自为战。使一些相关集中如涉及多个法院的多头案件，不能统筹兼顾，从源头上根本理顺，这还特别表现在异地执行和委托执行问题上，在异地执行时，执行法院的执行人员常常劳命伤财到执行地，由于人在生疏，情况不熟，执行难度很大，求助于当地法院，但因为当地法院与执行法院互相没有约束关系，自身任务又重，缺乏协助执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协助也可应付，有时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就更不想相助了，对这种情况，执行法院也是无可奈何，如果要委托执行那就更难。虽然目前相当部分省市法院设立具有领导关系的执行工作机构，但由于无相关的人事、财政制度配套，仍无法真正形成上下联动的执行网络和“一盘棋”的执行格局，使执行力量形成合力。
2、审判和执行机械分离。当前，虽然人民法院实行审执分离，但划分审判和执行工作的界限在于裁判文书是否生效，审判庭和执行庭的职责也以此为界，这是从概念上来划分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这种划分方法造成在实践中两者相互交叉，审中有执，执中有申，由于当前审判和执行机械的不合理分离，一方面造成对审判和执行监督困难，没有发挥审执分离制度应有的效能，另一方面造成审判和执行工作人为脱节，执行人员在接受案件时，往往要对案情重新熟悉，延误了执行，使被申请执行人常常得以从容转移财产，造成执行难。
3、目前执行工作的制度和方式存在不少问题，限制执行工作的有效开展。一是执行工作不够规范。与审判工作相比，民诉法对执行工作的具体操作和期间的要求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对被执行人采取什么措施均由执行人员自由裁量决定。二是执行工作透明度不够。执行工作由审判阶段的“阳光操作”进入了“暗箱操作”。三是执行方式落后。执行人员包揽了全部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调查取证可供执行财产的查找工作，忽略了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应有的法律责任，忽视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力作用；四是执行缺乏应有的监督。没有建立起严格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执法的专断性、随意性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监督。
4、执行队伍素质和执行水平不高，执行人员不足，执行装备落后，执行经费有限，人财物的不完备是局限法院法院扩大执行范围和加强执行力度的重要原因。目前大多数基层法院执行力量不足，应有的装备也未到位，可是申请执行的案件却大幅上升，为提高执行效率，常分组执行，在突发事件面前，便显得顾此失彼，穷于招架。有时法院执行人员要用身体、鲜血阻挡凶猛的暴力抗法行为，在报章上我们常看到类似的报道，装备的不完备理是削减执行队伍的战斗力。由于各种原因，执行人员参差不齐，执行水平不高也是现存的问题，也是阻挠执行工作更一步提高的原因之一。
如何克服“执行难”？2000年底召开的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已作出基调：改革。笔者现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坚定信心、大胆改革。
2000年底召开的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就已达成改革的共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必须改革，改革是执行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执行机构改革是当前执行工作改革的重中之重，又是强制执行法主体定位的前提和关键，要在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建立健全执行工作统一领导的管理机构，确定执行格局，使执行成为合力，目前部分省市法院成立具有领导关系的执行工作机构就是一种尝试、笔者认为，只要人事、财政等配套改革跟上，这应是当前改革执行工作体制的一种有益的创新、改革。
（二）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执行队伍。
执行是一门艺术，是群众工作和技巧工作相结合的专门工作，而当前执行队伍素质和执行水平不高却限制执行工作进一步开展，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执行队伍是搞好执行工作的人力保证。各级法院要选配精干力量，充实执行队伍，要加强物质装备力量，注重业务培训，提高执行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管理，对执行工作实行规范化管理，提高效率。
（三）强化执行方式改革，加大执行工作力度，按照“全面公开、强化监督、严格规范”的要求进行执行方式改革，以取得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为推动执行工作的发展，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新的动力。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改革措施：
1、试行开庭执行
2、全面推行执行异议听证制
3、强化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
4、建立和完善执行长负责制
5、实行重大事项评议制
6、实行排期执行制
7、加强执行工作监督制度
8、公开督促执行
（四）完善执行立法，加快强制执行法的出台，为执行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现行的执行立法已落后于执行工作的需要，缺乏效率精神，应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为执行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五）积极争取党委、人大的支持和媒体的配合，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目前执法环境不尽如意，与人民法院的宣传工作不够密切相关。只有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充分理解，才能给那些拒不执行法院裁决的被执行人强大的压力，只有社会上造就人民法院执行的最佳势态，法院的执行才会产生巨大的效果，出现“峻坡走丸，战功甚博”的效果，营造有利于法院执行的环境，法院有许多工作要做，要主动及时全面向本地党委、人大汇报，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法院执行工作的情况，依靠他们的领导、监督，取得他们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的执行方法，同时要取得媒体的支持配合，营造声势，赢得理解，促进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