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九届第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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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灾区农产品市场供应和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

农办市[2008]20号


四川、甘肃、陕西、重庆、贵州、云南、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林、农牧、畜牧兽医、渔业）厅（局、委）：

　　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特大地震灾害，灾区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当前抗震救灾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加强产销衔接，严格质量监管，维护流通秩序，对于保障灾区农产品供应、保证农产品消费安全、稳定农产品价格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农业部门对此务必高度重视，一定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在抓好“三夏”农业生产的同时，切实搞活市场流通，保证灾区主要粮油和鲜活产品不脱销不断档，价格不大涨不大落。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产销衔接，保障灾区农产品市场供应

　　灾区农业部门要促进辖区内农产品合理调运，在抓紧组织恢复生产的同时，鼓励轻灾区积极向重灾区调运，充分挖掘当地的供给潜力。要在摸清当地生产供给能力和消费需求变化的基础上，及时向有关省提出需要调入的农产品品种、数量和时间，为协调省际间调运提供依据。要鼓励当地经销商积极走出去，扩大采购量，增加供应。要抓紧指导批发市场开展恢复重建，支持市场修复交易设施。

　　非灾区农业部门要调查本地农产品生产基地的货源，掌握本地市场农产品集散情况，为向灾区调运农产品做好准备。要密切与灾区农业部门的联系，建立固定联系渠道，明确专人负责，定期进行沟通，及时掌握灾区对外埠农产品的需求情况。要积极组织引导并支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经销商等市场主体向灾区调运农产品，特别是灾区周边省份要就近增加对灾区的市场供应。

　　二、加强质量监管，保证上市农产品消费安全

　　各地农业部门要在深入开展“助奥”行动的同时，严格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相关要求，全面加强灾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要认真做好生产源头治理，严格农药、兽药等使用管理，严查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为，并防止群众误食误用。要积极推进当地农产品及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工作，确保上市农产品安全。要加强安全生产技术指导和市场质量抽检，督促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建立进出货经营台帐。要密切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及时发现和消除质量安全隐患，防止因个别事件引发消费者的过度反应。特别是受灾地区，当前要加强生猪等产品检验检疫，严防病死畜禽、水产品和腐烂变质农产品进入流通消费环节，扰乱市场秩序，危害群众健康。

　　三、维护流通秩序，促进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

　　各地农业部门要加强市场监测，及时收集发布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供需和价格信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大市场、大流通来调剂余缺，既要防止灾区出现供应紧张局面，又要防范灾区鲜活产品在集中上市季节滞销卖难，避免价格大起大落。要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经销企业发展订单生产，利用展会、网络等平台大力促进农产品产销衔接。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落实“绿色通道”政策，减免通行费用，支持鲜活农产品跨区域调运，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同时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经销商的管理，严肃查处囤积居奇、借机涨价、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维护农产品流通秩序，促进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营造良好的农产品市场流通环境。

　　特此通知

　　附件：有关省份农业部门工作联系人员名单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论如何建构行政处罚的合理性标准

杭州市西湖区行政执法局 胡文苑


行政权与民事权利建构的基础不同，但相同的是均是维护合法的权利而由人们做出的制度选择，不同之处在于民事权着眼于个人的权利，在对个人追求各自利益权利进行保护的同时，达到社会总产出最大的目标，而行政权运行的目标就是应该站在整个社会公益的角度去运行权利，所谓个人的权利就是公权的边界。公权实施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在社会公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达成个人更好地实现私权的愿景.民事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就好像民事权是鼓励舟上的每个人奋力划桨以尽快达到彼岸，而行政权更像是掌舵的，保证整个航向不变，保证一船人顺利到达彼岸，所以社会正义是行政权题中应有之义。行政处罚是保障行政权的重要制度设计，如何实现行政处罚中的正义。解构正义目标，发现在合法性之外，追求处罚的合理性便是现代行政处罚中正义很重要的另一个第二位阶目标。
一个再好的理念，如果没有现实的模型，其操作性就值得怀疑。而行政处罚如何实现合理性目标，建构合理性标准，便成为建构这一模型最具核心化的元素。
合理性标准不是单纯的某个标准，而是一组价值群，选择位于第一位阶的价值标准应该是行政处罚具有正当性。
怎样的行政处罚具有正当性，余以为有三个政策目标要遵守。第一，行政处罚的额度要超过行政违法相对人的违法所得。只有在成本大于收入预期的情况下，才能遏止相对人的违法冲动，也是符合法谚的基本正义理念：“任何人均不能从错误中获利。”罚大于得对于维护违法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利益添补机制中的利益均衡有重要意义，是正当性政策目标的首选。现在国家花费巨资治理淮河污染，效果不明显，除开地方利益的驱动，地方保护外、处罚额度与污染企业污染所得之间的利益失衡，处罚力度不到位是直接原因，以至于造成遏止不住企业的污染冲动。
第二，实施的行政处罚应是有效率的，不会造成执法成本巨大，与行政处罚欲保护的目标相较不应存在成本大于欲保护利益的情况。效率始终是行政权追求的首要目标，相较之司法对效率的追求，行政权应更具主动性.行政处罚同样是行政权的运用，同样是动用公共资源的一项行政执法活动。如果一项处罚耗费羁縻，而处罚的结果却是保护利益很小，这也是不正当的，因为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所以行政执法一定要树立绩效观念，对欲处罚的对象应根据繁简程度，采取相应的手段，避免出现大炮打蚊子的局面。
第三，实施的行政处罚应该是行政相对人有能力承受的，传统的司法理念注重的是个人自由主义，讲究责任自负，强调每个人自我负责，如其有过失，就必须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哪怕这种代价是惨重的也在所不惜，以达到人人自我负责、人人安全的目的。但是这个世界的不完美的，传统司法的观点将每个人都视为自我的斗士，人间的骑士，单打独斗的英雄，这理想可能永不能实现，而现代司法追求的是“社会集体安全”，降低对个人责任的追究（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使其有过失时，为其过失所须付出的代价比较不惨重，而这一底线便是生存权的保障，在我们处罚过程中来说，就是处罚的结果不至于造成相对人的困厄，让处罚在相对人可承受的范围内执行，否则处罚超过其生存权的底线，只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相对人的生活困苦不堪，对其生存权造成威胁，二是相对人对整个社会的报复。处罚超过相对人可接受的程度便是极大的不公正、不正当，根本毫无合理性可言。让处罚变得可接受，便是对“社会集体安全”的最好诠解。
行政合理性的另一个第二位阶的标准就是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就是国家一切措施之目的和达到目的所采取手段与相对人负担之间的比较，比例原则考察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行政处罚要其合理，就必须合乎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适当性原则的解释是国家所采取的限制性手段须适当且有助于所欲求之目的的达成。在满足适当性之后，必要性是指在所有能够达成目的之手段中，选择对相对人“最少侵害”的方法，也可称为“尽可能最小侵害的原则”。如占道堆放案件，占道零点几平方米，处罚百元以上，后被法院撤销，法院的理由就在于，为达成市容整洁的目的，较之此类细小违章，口头教育责令整改即可，处罚非必要之手段。
“狭义比例原则”是说一个措施，虽然是达成目的所必要的的，但是用之，相对人将会有过度的负担，该措施也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其实，依据就是成本效益的比较，所谓两害相比较取其轻。
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不符合比例原则的例子很多，如为了养路费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据说省人大对于该强制措施是否付于路政部门争的很厉害，我想其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在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不合理性，为追究一、二千元的养路费，扣押相对人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车辆，而车辆的扣押可能造成相对人生产、生活的极大不便，直、间接损失无法估计，抛开处罚的利益驱动，路政部门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通过电脑联网的形式，将未交养路费查实结果通知车辆属地，由属地催其补缴，进行处罚，而完全不必要采取扣留车辆这一极端手段。
一项行政处罚在满足以上标准后，它应该来说客观上有了理性的保证，司法对行政处罚合理性的审查也应遵守以上的标准。而社会对于合理性标准的尺度也是随着社会实践而不断变化的，但在相对固定的一段期间内，合理性标准是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行政机关要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在统一的标准尺度下，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建构起符合自身业务特点的合理性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依法行政。

参考文献：
朱金池 《行政法比例原则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