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流通领域化肥农药商品质量监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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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流通领域化肥农药商品质量监管规定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流通领域化肥农药商品质量监管规定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07年7月9日以粤工商〔2007〕19号发布 自2007年8月8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资市场的经营秩序，有效打击假冒伪劣农资商品，防止不合格化肥、农药商品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维护广大农民消费者及合法农资商品经营者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测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决定》的有关精神，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流通领域化肥、农药商品质量的监管，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对经法定检验机构判定为不合格的化肥、农药商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检验报告，对其销售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与前款规定检验报告所指相同厂家、相同品名、相同型号的化肥、农药商品，未经整改合格禁止重新上市销售；重新上市销售的，经销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经法定检验机构作出的重新入市首批化肥、农药商品的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化肥、农药商品实施为期2年的重点监督抽查。对原质量问题轻微的，列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定向监测名单，每年抽查1－2次；对原质量问题严重的，实施专项监督抽查，每年抽查2次以上。
第五条 化肥、农药商品销售企业通过自行检查或者消费者报告、投诉，发现或者获知其商品不符合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报告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已经销售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告知消费者退换商品；对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应当及时追回。
销售企业未采取上述措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销售、告知退换和追回商品。
第六条 化肥、农药商品的行业协会在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对经销化肥、农药商品的企业会员实施自律管理。
实施自律管理的化肥、农药商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消费者和有关组织的投诉、举报组织监督抽查。
第七条 化肥、农药销售企业应当向供货商索取营业执照、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登记证、质量合格证以及证明其来源的票证，并留存备查。
第八条 销售企业应当如实记录经销的化肥、农药商品的进货、销售情况，建立化肥、农药商品的进货、销售台账，经营台账及进货凭证应妥善保管存档备查。
第九条 不合格的化肥、农药商品未经整改合格重新上市销售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监督抽查结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广东省查处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条 本规定自2007年8月8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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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驱动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李长健 李昭畅 黄岳文）
转自：《政法论丛》2007年第1期
摘 要：利益问题农村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我国农村社会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从根本上说是制度、市场、文化等多重安排使得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的结果。在法学理论上导入利益基本原理，对制度、市场、文化等多维度进行考量，以纠正利益驱动作用，进而建构双重利益模式、利益聚合表达与个体利益维护互动等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路。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精英流失缺位；双重利益模式；利益聚合表达；利益和谐
新农村的建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和谐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而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当前，农村社会在制度、市场、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严重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进行，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驱动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利益驱动实现利益和谐无疑是治本之策。在新农村建设中，法律能够有效地规制公平竞争、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分配，形成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在法学框架下导入利益与利益驱动原理，建构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对于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利益和谐问题意义重大。
一、利益驱动机制原理的导入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要”。[1]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根源于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用，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2]由此可见，利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人类活动的根本目是追求利益。
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由此形成在追求利益这一基本动因驱动下的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利益驱动机制。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无数的社会个体以及利益群体不断博弈的过程。高速发展总是要伴随着新的利益分化与组合，旧的博弈均衡会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会逐步建立。整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动态的博弈进化过程。对一个社会而言，规则的改进就是制度的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制度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3]有学者指出，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4]笔者认为利益驱动是社会主体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并以利益为动力从事相关社会、经济活动，改造社会经济活动的对象，创造物质财富的驱动过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驱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利益的和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利益驱动作用需要借助于法律等规范性制度中介得以实现。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系统，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5]由此可见，利益驱动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利益的驱动下，并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规制体系下，达到个人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在现阶段的我国，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社会利益主体在利益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极化了。导致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大，出现不平等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再加上利益结构分化的弱质性、不平衡性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软弱，造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这种利益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导致大量的非和谐因素的出现。
利益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利益和谐是指在制度的安排下，利益的产生、分配、表达及保障等环节和谐有序，使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人类社会就是在利益和谐——利益非和谐——利益和谐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要在利益调整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在利益驱动作用下，进行合作博弈，达到利益和谐。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具体到新农村建设中，就是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或避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让一切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都充分发挥作用。
二、我国农村非和谐因素考量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现，农民社会地位边缘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 groups），农村社会的利益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
（一）农民利益的制度剥夺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多向度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在所有制及其在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6]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的不合理利益倾向突出表现为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具体制度的根源。在建国初期，这种二元治理模式是符合当时国家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在当时工业优先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工业化初期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剥夺农业，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实现工业化。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就需要在初期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作为重工业启动资金，农业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在我国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得以沉淀、延续，乃至进一步滋生，必然使得资金、农产品等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城市。这种短期性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只能维持工业化暂时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它不但不能支持工业和城市，反而制约了工业、城市、农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种种利益不和谐的现象。[7]因此，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农村的利益和谐，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建构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
（二）农业利润的市场流失
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要发展，农村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农村市场化的过程。而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尚不成熟，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市场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农村交通不发达，市场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层次低，农产品卖难的问题突出；市场制度不健全，垄断经营，强买强卖现象严重；政府对市场的不规则干预过多，使市场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缓慢，生产要素市场的欠发达，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远未形成，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还不能有效配置农村资源。[8]此外，我国农民一般采取独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缺乏横向联系，经济组织化程度较低，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时往往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再者，由于受传统农业思维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分散农户的商品交换、交易方式落后，商品竞争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总体上不强，在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竞争意识强的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利益受剥夺、利益流失的现象严重，农民增收困难，农业的发展缓慢。
另外，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农业的部门利润较之其他生产部门低，市场的介入将会使农村优质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其他高利润部门，从而进一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
（三）农村发展的文化阻却
文化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一个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是人之生活的样式，文化只有存在于适应的社会中，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因素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输给社会成员、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以致在现实中焕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新农村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崇尚科学文化，以先进文化为正驱动力的动力体系。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动力作用就是孕育社会精英，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精英是指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能，思想进步，能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新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内发的性质，而这种内发发展的原发性力量就是农民，农民的代表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精英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农村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利益分配的积极推动等方面。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国家对于农村的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屏障。现有市场机制对农村的经济剥夺也间接地制约着农村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剥夺导致了农村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文化土壤的缺失，不仅使农村精英的产生受到了本源性的障碍，也造成了农民思维意识的封闭，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本身塑造精英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农民的发展权不断丧失。另外，在市场的利益导向作用下，作为理性的社会人——农民对改变自己命运的个人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他们对于现行体制的适应性行为变成了“民工潮”现象。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精英流入城市，加大了农村建设的难度。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村精英缺位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作用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要在要赋予农民应有的文化权益，实现其文化利益，改变现阶段的精英缺位问题。
三、建构良性的利益驱动机制
通过对上述农村利益非和谐因素的解读，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和谐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系统性工程，仅从某一个方面进行对策性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利益主体，将会起到积极的引导、协调和保障作用。我们应发挥以普遍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法律在保护农民利益时所产生的利益驱动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和谐的利益关系。因此，必须着眼于农村社会的实际，多维度进行探讨，在法律的框架下从双重利益驱动、聚合利益驱动及个体利益驱动等层面进行多元利益驱动的架构，深入研究利益驱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政府维度：双重利益模式
根据米格戴尔提出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国家嵌入于社会当中，并与社会发生互动，而且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转换过程之中。根据这一理论，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其行为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以政府的相关政策或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这种双重驱动正是在利益驱动机制中应加以恰当利用的驱动形式。
首先，在社会公共利益驱动政府行为层面。社会公共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与其环境中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一定社会的需要一旦具体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点与归宿，以实现其公共利益的安排。其中法律在这一层面的本质特征最为鲜明，这是法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政府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主导型主体，是一种领导性，管理性力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被赋予了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的经济职权，而恰当的行使这些职权，是政府对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由此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政府的驱动作用。第二，在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行为驱动其他利益主体的层面，我们认为利益驱动机制作用的发挥，应以政府的保障为条件。政府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决策施动对象等因素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具有巨大的驱动作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利己心必须会使人去选择优越的有利的事业。在农业受到保护时，就没有一种职业能和农业一样可以保证获得确实的利得。因此，农业可以由那些把必要的财富来投资的人而获得复兴。”[9]
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应在充分考虑农村农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利益引导，从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方面建立政府宏观层面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合理的利益引导：首先，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现政策的差别，因为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发展速度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利益的实际均衡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建设的加速度；第二，冲破制度坚冰，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制度中所附加的不合理因素及价值倾向从该项制度中剥离，还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平等权与发展权；第三，完善农村投入制度，特别是加大对于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力度，培育农村精英，实现对于农村的实质意义上的政策倾斜，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投入机制；第四，实现基层政府的综合性职能转变，明确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协调者、生产服务者、市场培育者等方面的定位。
（二）组织维度：利益聚合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精辟地阐述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是对利益的追求；处于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人只有成为利益集团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David Truman认为，利益集团是指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10]当前我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农业生产在经济上具有弱质性，因而更加需要合作博弈，以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各种利益侵害。否则农民在中国社会利益博弈中，其所表达的利益始终不能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参与和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和集体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在这种聚合利益的驱动下促生了农民的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机构的诞生——农村中间层组织。有学者指出，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11]而法律对于社会中间层有着特别的关怀。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于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活动主题，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及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12]基于对于社会中间层促生，就需要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的协调与表达层面建构中观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村社会中间层。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农村社会中间层加以完善。
首先，弥补社会中间层法律主体缺位问题，进一步明确农村社会中间层的法律地位，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模糊，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很多事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制约。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将成为新农村建设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协调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明确而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利益协调机能赋予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相应权限，保障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及文化利益组织化争取；其次，完善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体系，加强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之一，要实现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协调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各种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对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参与协调与分配，各种组织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实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和谐。最后，要建立农村社会中间层的利益联动，农村社会中间层本质是在农民的聚合利益驱动下建立的，是利用农民集体力量来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进行协调，即以农村社会中间层具体运作为平台，实现对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协调。
（三）农民维度：个体利益维护
农民是中国各利益群体中的现实主义者，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农民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与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对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形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原发性力量——个体利益驱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内发性力量，而内发性力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左右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对于农民的利益的导向与保护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没有农民利益的保护，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农民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农民最基础的利益。现阶段，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农民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各社会主体作为“经济人”展开对社会利益的争夺，这就需要对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及其利益进行特殊保护。利益驱动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度来实现，因此在以制度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具有当然性。法律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体现在对农民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益实现的关注，我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利益的实现与保障层面架构微观意义上的利益驱动机制。
首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应有确认。我国至今仍在实行的户籍制度是城乡有别的。由于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实际上制造和巩固城乡居民之间的实质不平等的制度源头。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作为原发性力量的社会角色及其待遇应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这就要求在法律的特别是经济法的层面推动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进而实现在文化利益上的平等，实现人才回流，精英归位。其次，切实保障农民在市场交易和分配中公平待遇。在经济法中，需要通过合同制度、价格制度和竞争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机组合，并在此组合中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再次，确保农民参与市场运作的权利实化。农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是客观上推动政府决策和农村社会中间层发展的终极力量。最后，农民行为得到恰当引导。正如前文所述，农民也要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驱动下，要求我们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政府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给予优惠，运用经济政策来引导它们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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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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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昌麒 孟庆瑜．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若干法律思考[EB/OL]，http://www.lichangqi.net/wz/wz.asp?id=449．
[7][8]沈春玲．中国农民利益问题研究[D]，分类号：323.8，编号：10468．
[9]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0]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M] . New York : Knopf ,1951．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村镇建设的需要，根据《条例》规定的原则，结合我省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农村村庄和集镇。县城和设镇建制的镇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村镇建设要节约用地，凡能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没有荒地可用的，尽量利用坡地、薄地。要积极改造旧村镇，充分利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镇内空闲地。
第四条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土地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对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和承包的土地，只有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得在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和承包的土地上建房、葬坟、开矿和毁田打坯、挖沙、
挖坑、卖土、烧砖瓦等。 。
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建房用地。
第二章 规则
第五条 村镇建房必须统一规划。规划要按照《条例》和国家建委、农委印发的《村镇规划原则》要求进行，合理确定村镇用地范围，安排好社员的宅基地和公共建筑、生产建筑、公用设施、场院、道路、绿化等用地。
位于城市规划范围内的村镇，应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制订村镇规划。
第六条 村镇内各项建设用地应有合理比例。集镇和公社驻地，社员宅基地用地面积应占村镇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道路和绿化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一般村庄社员宅基地用地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占百分之十五左右
，道路和绿化占百分之十五左右。
第七条 一般村庄的规划由生产大队制订，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异地建新村和集镇（包括公社驻地）的规划，由公社组织大队共同制订，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县级人民政府审查，报地区行署或省辖市人民
政府批准。批准后的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如需修改，应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 社员宅基地
第八条 经批准分给社员的宅基地归社员长期使用，要保障社员的使用权，不得随意变动，但要服从国家征用和集体规划的需要。由于国家征用和集体规划而引起的居住困难和地上附着物受到的损失，国家和集体要给予合理安置和补偿。
第九条 社员建房用地限额：城镇郊区和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地方，每户控制在二分五厘以内；一般地方控制在三分以内；沿海、坝上一些地多人少的地方，可适当放宽，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分五厘。县级人民政府要根据上述限额，结合当地人均耕地、家庭副业、民族习俗、计划生育等
情况规定宅基地面积标准。
第十条 农村社员，回原籍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的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后，由批准机关发给宅基地使用证明。到他地落户的离
休、退休、退职的职工和军人，建房需要宅基地，除办理上述手续外，还应向生产队交纳占地补偿费。补偿标准按二至四年的年产值（占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以下同）计算。
第十一条 有的社员原宅基地较大，可以满足建房需要的，或小孩未成年的，或超计划生育的，不应划给新宅基地，出卖、出租房屋的社员户，不得再申请宅基地。
第十二条 由于买卖房屋而转移宅基地使用权的，应由买房户按申请宅基地的规定办理申请、审查、批准手续。
第十三条 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集体收回，统一安排使用。
第四章 社队企业、事业建设用地
第十四条 农村社队企业建设用地，要严格控制。不同行业和不同生产规模的用地限额，由省社队企业局提出，另行批准后施行。
第十五条 社队企业、事业单位申请建设用地，必须送交县级以上业务主管机关批准的建设项目文件和建设项目占地平面图，以及与被占地生产队签订的用地补偿协议书。有污染的建设项目，还必须送交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同意的“三废”治理方案。占地不足三亩的，由公社管理委员
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三亩以上不足十亩的，经县级人民政府审查，报地区行署或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十亩以上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社队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占用生产队的土地，必须给予补偿。补偿标准：公社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耕地，按五年的年产值计算；大队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耕地，按三年的年产值计算。社队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荒山、荒坡、河滩、坑塘等没有收益的土地，不予补偿。
第十七条 社队兴办砖瓦厂，应充分利用不宜种植的土丘、山坡取土，一般不得占用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必须有恢复种植或用于其他生产（如养鱼、植藕等）的切实措施。占地不足五亩的，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五亩以上的，报地区行署或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期间，按该队
耕地平均年产值每年补偿，用后继续耕作退还集体。
第十八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县以上集体企业单位，包括同社队联营的企业在内，其建设用地，应按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规定办理。
第五章 其它建设用地
第十九条 农村专业户生产性用地应充分利用本户宅基地，生产规模较大的，由本户提出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另占生产场地的专业户应与生产队签订经济合同，明确集体提留数量或利润分成比例等事项。经营停止后，要
将土地退还集体。地上附着物可作价收归集体，或转给其他专业户使用，或自行拆除。
第二十条 集镇非农业个体经营户的生产和商业性房屋建设用地，亦应充分利用本户宅基地，不能满足需要时，应向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占地户应负担农业税，同时每年按该队耕地平均年产值向集体交纳占地补偿
费，或者实行利润比例分成。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奖惩
第二十一条 建设新村和改造旧村腾出耕地用于农业生产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规定，从有收入的那一年算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七年。
第二十二条 社员利用岗坡、坑洼等废弃地建房的，集体适当补助一部分劳动用工。建筑楼房节约占地的，国家和集体在建筑材料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二十三条 社员未经批准占地建房的，要限期拆除，或作价收归集体所有，并处以罚款；社队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占地建房，要没收房屋，并根据情节给予处分。对抢占土地建房制止无效的，要追究刑事责任。社队集体建房或兴办企业、事业非法占地，要拆除建筑物
，恢复地貌，或将建筑物没收，交给被占土地的大队或生产队使用，并对社队直接负责人给以罚款和处分。凡因非法占地造成经济损失的，要责令赔偿。建房或建设用地超出批准数量的，批准后占而不用的，限期将土地退还集体。
第二十四条 对买卖、租赁建房用地的，限期将土地退还集体，没收全部所得款项，并对双方的直接负责人和主要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和罚款。对以各种方式变相买卖、租赁土地的，除按上述原则处理外，其房屋收归集体。对买卖、租赁土地从中渔利情节严重的为首分子，要追究法律
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社队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审批建房用地方面，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打击报复的，应根据情节，追究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在本办法发布以前，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下达之后，发生的强占土地建房和买卖、租赁建房用地的事件，应参照《条例》和本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各县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条例》和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省政府备案。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前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与此有抵触者，以本办法为准。
1982年7月3日
（李长健 李昭畅 黄岳文）
转自：《政法论丛》2007年第1期
摘 要：利益问题农村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我国农村社会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从根本上说是制度、市场、文化等多重安排使得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的结果。在法学理论上导入利益基本原理，对制度、市场、文化等多维度进行考量，以纠正利益驱动作用，进而建构双重利益模式、利益聚合表达与个体利益维护互动等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路。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精英流失缺位；双重利益模式；利益聚合表达；利益和谐
新农村的建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和谐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而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当前，农村社会在制度、市场、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严重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进行，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驱动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利益驱动实现利益和谐无疑是治本之策。在新农村建设中，法律能够有效地规制公平竞争、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分配，形成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在法学框架下导入利益与利益驱动原理，建构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对于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利益和谐问题意义重大。
一、利益驱动机制原理的导入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要”。[1]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根源于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用，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2]由此可见，利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人类活动的根本目是追求利益。
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由此形成在追求利益这一基本动因驱动下的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利益驱动机制。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无数的社会个体以及利益群体不断博弈的过程。高速发展总是要伴随着新的利益分化与组合，旧的博弈均衡会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会逐步建立。整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动态的博弈进化过程。对一个社会而言，规则的改进就是制度的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制度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3]有学者指出，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4]笔者认为利益驱动是社会主体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并以利益为动力从事相关社会、经济活动，改造社会经济活动的对象，创造物质财富的驱动过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驱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利益的和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利益驱动作用需要借助于法律等规范性制度中介得以实现。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系统，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5]由此可见，利益驱动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利益的驱动下，并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规制体系下，达到个人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在现阶段的我国，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社会利益主体在利益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极化了。导致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大，出现不平等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再加上利益结构分化的弱质性、不平衡性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软弱，造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这种利益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导致大量的非和谐因素的出现。
利益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利益和谐是指在制度的安排下，利益的产生、分配、表达及保障等环节和谐有序，使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人类社会就是在利益和谐——利益非和谐——利益和谐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要在利益调整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在利益驱动作用下，进行合作博弈，达到利益和谐。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具体到新农村建设中，就是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或避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让一切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都充分发挥作用。
二、我国农村非和谐因素考量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现，农民社会地位边缘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 groups），农村社会的利益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
（一）农民利益的制度剥夺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多向度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在所有制及其在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6]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的不合理利益倾向突出表现为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具体制度的根源。在建国初期，这种二元治理模式是符合当时国家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在当时工业优先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工业化初期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剥夺农业，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实现工业化。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就需要在初期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作为重工业启动资金，农业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在我国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得以沉淀、延续，乃至进一步滋生，必然使得资金、农产品等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城市。这种短期性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只能维持工业化暂时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它不但不能支持工业和城市，反而制约了工业、城市、农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种种利益不和谐的现象。[7]因此，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农村的利益和谐，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建构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
（二）农业利润的市场流失
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要发展，农村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农村市场化的过程。而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尚不成熟，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市场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农村交通不发达，市场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层次低，农产品卖难的问题突出；市场制度不健全，垄断经营，强买强卖现象严重；政府对市场的不规则干预过多，使市场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缓慢，生产要素市场的欠发达，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远未形成，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还不能有效配置农村资源。[8]此外，我国农民一般采取独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缺乏横向联系，经济组织化程度较低，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时往往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再者，由于受传统农业思维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分散农户的商品交换、交易方式落后，商品竞争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总体上不强，在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竞争意识强的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利益受剥夺、利益流失的现象严重，农民增收困难，农业的发展缓慢。
另外，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农业的部门利润较之其他生产部门低，市场的介入将会使农村优质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其他高利润部门，从而进一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
（三）农村发展的文化阻却
文化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一个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是人之生活的样式，文化只有存在于适应的社会中，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因素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输给社会成员、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以致在现实中焕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新农村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崇尚科学文化，以先进文化为正驱动力的动力体系。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动力作用就是孕育社会精英，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精英是指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能，思想进步，能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新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内发的性质，而这种内发发展的原发性力量就是农民，农民的代表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精英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农村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利益分配的积极推动等方面。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国家对于农村的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屏障。现有市场机制对农村的经济剥夺也间接地制约着农村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剥夺导致了农村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文化土壤的缺失，不仅使农村精英的产生受到了本源性的障碍，也造成了农民思维意识的封闭，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本身塑造精英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农民的发展权不断丧失。另外，在市场的利益导向作用下，作为理性的社会人——农民对改变自己命运的个人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他们对于现行体制的适应性行为变成了“民工潮”现象。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精英流入城市，加大了农村建设的难度。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村精英缺位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作用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要在要赋予农民应有的文化权益，实现其文化利益，改变现阶段的精英缺位问题。
三、建构良性的利益驱动机制
通过对上述农村利益非和谐因素的解读，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和谐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系统性工程，仅从某一个方面进行对策性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利益主体，将会起到积极的引导、协调和保障作用。我们应发挥以普遍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法律在保护农民利益时所产生的利益驱动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和谐的利益关系。因此，必须着眼于农村社会的实际，多维度进行探讨，在法律的框架下从双重利益驱动、聚合利益驱动及个体利益驱动等层面进行多元利益驱动的架构，深入研究利益驱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政府维度：双重利益模式
根据米格戴尔提出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国家嵌入于社会当中，并与社会发生互动，而且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转换过程之中。根据这一理论，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其行为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以政府的相关政策或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这种双重驱动正是在利益驱动机制中应加以恰当利用的驱动形式。
首先，在社会公共利益驱动政府行为层面。社会公共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与其环境中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一定社会的需要一旦具体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点与归宿，以实现其公共利益的安排。其中法律在这一层面的本质特征最为鲜明，这是法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政府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主导型主体，是一种领导性，管理性力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被赋予了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的经济职权，而恰当的行使这些职权，是政府对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由此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政府的驱动作用。第二，在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行为驱动其他利益主体的层面，我们认为利益驱动机制作用的发挥，应以政府的保障为条件。政府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决策施动对象等因素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具有巨大的驱动作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利己心必须会使人去选择优越的有利的事业。在农业受到保护时，就没有一种职业能和农业一样可以保证获得确实的利得。因此，农业可以由那些把必要的财富来投资的人而获得复兴。”[9]
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应在充分考虑农村农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利益引导，从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方面建立政府宏观层面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合理的利益引导：首先，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现政策的差别，因为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发展速度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利益的实际均衡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建设的加速度；第二，冲破制度坚冰，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制度中所附加的不合理因素及价值倾向从该项制度中剥离，还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平等权与发展权；第三，完善农村投入制度，特别是加大对于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力度，培育农村精英，实现对于农村的实质意义上的政策倾斜，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投入机制；第四，实现基层政府的综合性职能转变，明确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协调者、生产服务者、市场培育者等方面的定位。
（二）组织维度：利益聚合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精辟地阐述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是对利益的追求；处于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人只有成为利益集团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David Truman认为，利益集团是指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10]当前我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农业生产在经济上具有弱质性，因而更加需要合作博弈，以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各种利益侵害。否则农民在中国社会利益博弈中，其所表达的利益始终不能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参与和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和集体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在这种聚合利益的驱动下促生了农民的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机构的诞生——农村中间层组织。有学者指出，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11]而法律对于社会中间层有着特别的关怀。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于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活动主题，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及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12]基于对于社会中间层促生，就需要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的协调与表达层面建构中观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村社会中间层。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农村社会中间层加以完善。
首先，弥补社会中间层法律主体缺位问题，进一步明确农村社会中间层的法律地位，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模糊，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很多事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制约。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将成为新农村建设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协调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明确而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利益协调机能赋予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相应权限，保障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及文化利益组织化争取；其次，完善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体系，加强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之一，要实现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协调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各种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对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参与协调与分配，各种组织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实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和谐。最后，要建立农村社会中间层的利益联动，农村社会中间层本质是在农民的聚合利益驱动下建立的，是利用农民集体力量来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进行协调，即以农村社会中间层具体运作为平台，实现对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协调。
（三）农民维度：个体利益维护
农民是中国各利益群体中的现实主义者，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农民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与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对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形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原发性力量——个体利益驱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内发性力量，而内发性力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左右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对于农民的利益的导向与保护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没有农民利益的保护，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农民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农民最基础的利益。现阶段，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农民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各社会主体作为“经济人”展开对社会利益的争夺，这就需要对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及其利益进行特殊保护。利益驱动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度来实现，因此在以制度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具有当然性。法律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体现在对农民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益实现的关注，我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利益的实现与保障层面架构微观意义上的利益驱动机制。
首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应有确认。我国至今仍在实行的户籍制度是城乡有别的。由于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实际上制造和巩固城乡居民之间的实质不平等的制度源头。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作为原发性力量的社会角色及其待遇应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这就要求在法律的特别是经济法的层面推动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进而实现在文化利益上的平等，实现人才回流，精英归位。其次，切实保障农民在市场交易和分配中公平待遇。在经济法中，需要通过合同制度、价格制度和竞争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机组合，并在此组合中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再次，确保农民参与市场运作的权利实化。农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是客观上推动政府决策和农村社会中间层发展的终极力量。最后，农民行为得到恰当引导。正如前文所述，农民也要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驱动下，要求我们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政府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给予优惠，运用经济政策来引导它们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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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沈春玲．中国农民利益问题研究[D]，分类号：323.8，编号：10468．
[9]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0]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M] . New York : Knopf ,1951．
河北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
河北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村镇建设的需要，根据《条例》规定的原则，结合我省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农村村庄和集镇。县城和设镇建制的镇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村镇建设要节约用地，凡能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没有荒地可用的，尽量利用坡地、薄地。要积极改造旧村镇，充分利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镇内空闲地。
第四条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土地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对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和承包的土地，只有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得在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和承包的土地上建房、葬坟、开矿和毁田打坯、挖沙、
挖坑、卖土、烧砖瓦等。 。
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建房用地。
第二章 规则
第五条 村镇建房必须统一规划。规划要按照《条例》和国家建委、农委印发的《村镇规划原则》要求进行，合理确定村镇用地范围，安排好社员的宅基地和公共建筑、生产建筑、公用设施、场院、道路、绿化等用地。
位于城市规划范围内的村镇，应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制订村镇规划。
第六条 村镇内各项建设用地应有合理比例。集镇和公社驻地，社员宅基地用地面积应占村镇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道路和绿化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一般村庄社员宅基地用地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占百分之十五左右
，道路和绿化占百分之十五左右。
第七条 一般村庄的规划由生产大队制订，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异地建新村和集镇（包括公社驻地）的规划，由公社组织大队共同制订，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县级人民政府审查，报地区行署或省辖市人民
政府批准。批准后的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如需修改，应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 社员宅基地
第八条 经批准分给社员的宅基地归社员长期使用，要保障社员的使用权，不得随意变动，但要服从国家征用和集体规划的需要。由于国家征用和集体规划而引起的居住困难和地上附着物受到的损失，国家和集体要给予合理安置和补偿。
第九条 社员建房用地限额：城镇郊区和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地方，每户控制在二分五厘以内；一般地方控制在三分以内；沿海、坝上一些地多人少的地方，可适当放宽，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分五厘。县级人民政府要根据上述限额，结合当地人均耕地、家庭副业、民族习俗、计划生育等
情况规定宅基地面积标准。
第十条 农村社员，回原籍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的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后，由批准机关发给宅基地使用证明。到他地落户的离
休、退休、退职的职工和军人，建房需要宅基地，除办理上述手续外，还应向生产队交纳占地补偿费。补偿标准按二至四年的年产值（占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以下同）计算。
第十一条 有的社员原宅基地较大，可以满足建房需要的，或小孩未成年的，或超计划生育的，不应划给新宅基地，出卖、出租房屋的社员户，不得再申请宅基地。
第十二条 由于买卖房屋而转移宅基地使用权的，应由买房户按申请宅基地的规定办理申请、审查、批准手续。
第十三条 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集体收回，统一安排使用。
第四章 社队企业、事业建设用地
第十四条 农村社队企业建设用地，要严格控制。不同行业和不同生产规模的用地限额，由省社队企业局提出，另行批准后施行。
第十五条 社队企业、事业单位申请建设用地，必须送交县级以上业务主管机关批准的建设项目文件和建设项目占地平面图，以及与被占地生产队签订的用地补偿协议书。有污染的建设项目，还必须送交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同意的“三废”治理方案。占地不足三亩的，由公社管理委员
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三亩以上不足十亩的，经县级人民政府审查，报地区行署或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十亩以上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社队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占用生产队的土地，必须给予补偿。补偿标准：公社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耕地，按五年的年产值计算；大队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耕地，按三年的年产值计算。社队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荒山、荒坡、河滩、坑塘等没有收益的土地，不予补偿。
第十七条 社队兴办砖瓦厂，应充分利用不宜种植的土丘、山坡取土，一般不得占用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必须有恢复种植或用于其他生产（如养鱼、植藕等）的切实措施。占地不足五亩的，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五亩以上的，报地区行署或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期间，按该队
耕地平均年产值每年补偿，用后继续耕作退还集体。
第十八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县以上集体企业单位，包括同社队联营的企业在内，其建设用地，应按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规定办理。
第五章 其它建设用地
第十九条 农村专业户生产性用地应充分利用本户宅基地，生产规模较大的，由本户提出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另占生产场地的专业户应与生产队签订经济合同，明确集体提留数量或利润分成比例等事项。经营停止后，要
将土地退还集体。地上附着物可作价收归集体，或转给其他专业户使用，或自行拆除。
第二十条 集镇非农业个体经营户的生产和商业性房屋建设用地，亦应充分利用本户宅基地，不能满足需要时，应向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占地户应负担农业税，同时每年按该队耕地平均年产值向集体交纳占地补偿
费，或者实行利润比例分成。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奖惩
第二十一条 建设新村和改造旧村腾出耕地用于农业生产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规定，从有收入的那一年算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七年。
第二十二条 社员利用岗坡、坑洼等废弃地建房的，集体适当补助一部分劳动用工。建筑楼房节约占地的，国家和集体在建筑材料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二十三条 社员未经批准占地建房的，要限期拆除，或作价收归集体所有，并处以罚款；社队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占地建房，要没收房屋，并根据情节给予处分。对抢占土地建房制止无效的，要追究刑事责任。社队集体建房或兴办企业、事业非法占地，要拆除建筑物
，恢复地貌，或将建筑物没收，交给被占土地的大队或生产队使用，并对社队直接负责人给以罚款和处分。凡因非法占地造成经济损失的，要责令赔偿。建房或建设用地超出批准数量的，批准后占而不用的，限期将土地退还集体。
第二十四条 对买卖、租赁建房用地的，限期将土地退还集体，没收全部所得款项，并对双方的直接负责人和主要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和罚款。对以各种方式变相买卖、租赁土地的，除按上述原则处理外，其房屋收归集体。对买卖、租赁土地从中渔利情节严重的为首分子，要追究法律
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社队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审批建房用地方面，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打击报复的，应根据情节，追究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在本办法发布以前，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下达之后，发生的强占土地建房和买卖、租赁建房用地的事件，应参照《条例》和本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各县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条例》和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省政府备案。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前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与此有抵触者，以本办法为准。
1982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