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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 、人口计生委等11部委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4 15:01:40  浏览:8033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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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 、人口计生委等11部委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中组部 人口计生委等


中组部 人口计生委等11部委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人口计生委、监察厅(局)、文化厅(局)、人事厅(局)、工商局、广播影视局、体育局、文联、青联、工商联,监察部各派驻监察局、监察专员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人口计生委、监察局、文化局、人事局、工商局、广电局、体育局、文联、青联、工商联: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以下简称中央《决定》),认真落实《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推进综合治理,现就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通知如下:

一、认真执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

《宪法》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一步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自觉遵纪守法是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人物重要的社会责任。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人物应带头模范地遵守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各有关部门要将遵守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为提拔任用干部,推荐各级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青联委员候选人、工商联执委,评选各类劳动模范和先进个人的一项基本要求,并建立必要的审查制度。人口计生部门要建立公民再生育审批结果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有奖举报制度;批准党员、干部再生育,以及发现党员、干部违法生育的,应及时向同级组织人事部门通报,组织人事部门应做好登记、备案工作。要将城镇居民违法生育情况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二、大众媒体要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要组织新闻媒体,深入开展中央《决定》精神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倡导社会责任意识,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法制教育,广泛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重点宣传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能力。每年要集中组织策划一批计划生育公益宣传活动,宣传自觉遵守计划生育的先进典型,公开曝光情节恶劣的违法生育行为。新闻媒体要客观、真实地宣传和报道人口和计划生育新闻事件,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对涉及社会公众人物生育情况的宣传报道要事先向人口计生部门核实其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三、组织开展城镇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各地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城镇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对二胎审批、二胎生育的情况,以及违法生育者的党纪政纪处分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情况进行检查或审查。依法调查取证、核实违法生育情况,核实当事人的实际收入。对违法生育人员和尚未处理到位的违法生育人员,依法依纪予以处理。对典型的案例,要集体研究,依法办事,文明执法,坚决杜绝恶性案件的发生。

四、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违法生育行为。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要严格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认真组织调查、核实当事人的收入情况。对难以确定收入的,要会同各相关部门通过多种方式科学、合理地评估其实际收入。

征收户口不在本地的违法生育人员的社会抚养费时,必须通过正式途径协商其户口所在地县级人口计生部门,调查、核实其实际收入,然后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对社会公众人物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要向上一级人口计生部门备案。

对违法生育的党员,要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严格依照党纪和有关法规处理。对公务员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生育的,要严格按照《公务员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从严处理。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违法生育的,其企业不得评为先进、模范企业。对社会公众人物违法生育、情节严重的,要公开曝光,并根据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定,严格依法处理。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通知精神,及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将贯彻本通知精神的情况及时报送中央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中组部 人口计生委
监察部 文化部
人事部 工商总局
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
中国文联 全国青联
全国工商联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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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2010年第53号(关于启用新“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系统”)

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公告2010年第53号(关于启用新“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系统”)

总署公告〔2010〕53号


    为方便企业及社会公众办理、查询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提高审核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申请的效率,海关总署近期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改造后的“系统”已于近期启用(网址:http://www.customs.gov.cn/ipr/recordation)。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系统”扩大了申请人自行维护备案信息的权限,申请人可以直接通过“系统”变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增加或删除合法使用人名单,不需要向海关总署递交纸面申请;申请人申请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及备案续展的,仍应当通过“系统”向海关总署传输备案申请及备案续展申请的电子数据,并将电子数据打印成纸面申请书后,随同需要提交的证明文件邮寄至海关总署;申请人申请办理变更备案申请人、变更备案代理人、注销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应当直接向海关总署提交规定格式的纸面申请(申请书格式见附件),不需通过“系统”传输电子数据。

二、备案申请人已经通过原“系统”向海关总署传输备案申请的电子数据的,可以在2010年9月1日前继续使用原“系统”生成的纸面申请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自2010年9月1日起,海关总署不再接受使用原“系统”生成的纸面申请。

三、自2010年9月1日起,海关总署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备案的决定,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申请人,不再向申请人发出纸面通知。申请人可以通过登陆“系统”查询海关总署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1.变更备案申请人申请书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hgzs_zfs/附件:1.变更备案申请人申请书.doc
2.变更备案代理人申请书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hgzs_zfs/2.变更备案代理人申请书.doc
3.注销备案申请书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hgzs_zfs/3.注销备案申请书.doc

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诽谤罪系告诉才处理的犯罪,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以外,均属自诉范畴,被害人的告诉是刑事责任的发端。这种公诉与自诉并存的方式,既切实尊重并有效保护了被害人的个人权益,又兼顾了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应当说,在传统的语境下,这样的诉权配置是合理、可行的。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屡见不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通过网络实施的诽谤(以下简称“网络诽谤”)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足以警示我们对既存的诽谤诉权配置模式予以重新认识。

刑事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必须自行举出确实、充分的证据。然而,众所周知,网络具有高度的匿名性及跨地域性,对于虚假不实的信息,发布者可以冒用他人身份或者捏造虚假身份发布,可以假不知情的他人之手发布,可以在境外网站或服务器设在境外的网站发布,总之,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隐匿自己,增加查证难度。就网络情境下的诽谤案件而言,被害人想要准确寻找并锁定被告人都是一件不易的事情,遑论其所提交的证据需要“确实、充分”。

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往往以自己的人身权利受到侵犯,需要得到公安机关的保护为由,通过公安机关的帮助,找出被告人。然而这种做法并非上策,首先,公安机关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成疑。毕竟在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之前,或者说判决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公安机关是无法确知网贴内容是否系捏造的。如果并非捏造,则发贴人的行为便难以成立本罪,有可能成立他罪,也有可能并不构成任何犯罪而只是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这时公安机关去查找发贴人的相关信息未必妥当,甚至有可能构成侵犯他人隐私等新的侵权行为。其次,即便公安机关找出了被告人是谁,相关的证据如何收集、固定?其证明力如何,是否就必定无可辩驳?此外,撇开消耗的司法资源不说,仅仅从当事人增加的讼累角度来看,这样的自诉还符合自诉制度设立的初衷吗?其实,不仅锁定被告人难,对于证据的收集与固定同样困难重重,自诉人往往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

可以说,现有的诉权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境地,一方面,国家秉持告诉才处理的初衷,将诉讼与否的选择权交由被害人自行行使,国家不作过多干预;另一方面,一旦被害人希望提起自诉,却又受制于追诉能力不足所限,诉权的实现缺少现实的制度保障。因而,网络语境下的诉权配置必须予以重新审视。

笔者以为,将哪些案件设置为自诉案件,至少需要考虑两点:其一,要契合基本法理及立法初衷。在国家垄断公诉权的大局下,对于部分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在社会秩序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在配置诉权时优先考虑被害人的利益,将这类案件的国家公诉权“私化”,让渡给被害人,赋予被害人追诉权,由其根据自身利益与需求决定是否提起诉讼,这样的初衷无可指责。但是,此时必须基于一个前提条件之下,即被害人应当具备足够的诉讼条件与诉讼能力。其二,列入自诉范畴的案件之间在罪质方面应当具有等同性、类似性,具有横向的可比性,并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基本相当。

以这两条“必要条件”来对网络诽谤自诉权配置的合理性加以验证,可以发现,其合理性大可商榷。首先,网络诽谤中的被害人追诉能力不足,取证困难,对于刑事自诉有心无力。其次,诽谤行为一旦通过网络实施,其传播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危害后果相当大且具有不可逆性,其社会危害性远远超出了普通的非网络途径实施的诽谤行为。综观刑法内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侵占均不大可能通过网络实施,只有侮辱、诽谤两罪可以通过网络实施,但侮辱和诽谤在行为方式及危害后果上又有所不同,网络诽谤的社会危害性其实较网络侮辱的社会危害性要重。当然,这里所谓的“重”也只是相对的,如果将侮辱与诽谤等同视之,也未尝不可,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趣旨所在。此外,网络诽谤的社会危害性还可能体现在抽象的心理层面,即会让普通公众人人自危,随时可能会成为网络诽谤的被害人。

如上所述,鉴于网络诽谤的犯罪手段有异于常规,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亦高于常规,且被害人的追诉能力受限,因而有必要予以特殊对待。有观点据此主张,将网络诽谤行为直接视作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通过公诉途径解决。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得之实用,却失之牵强,甚至有些极端,毕竟,诽谤涉及的只是个人利益,很难将其纳入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范畴,除非是诽谤国家(机关)重要领导人这种可能需要另当别论的特殊情形。

笔者建议,对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诽谤罪)的内容进行修正,作出特别规定,将诽谤行为规定为准公诉类案件,就是说,原则上以公诉的途径加以解决,但是否立案侦查或提起公诉,需要得到被害人的同意,或者规定被害人可以不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而是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将案件通过公诉还是自诉的途径解决的决定权赋予被害人。这是一条既有别于自诉,又有别于公诉的全新模式,是介于自诉与公诉之间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想法并非异想天开,境外其实不乏类似做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告诉乃论之罪的诉讼程序便与此类同。当然,在我国既有的诉权设置模式下,笔者的主张其实已经触及了立法的神经,涉及到了刑事自诉制度的根基甚至是刑事自诉制度的重构问题,需要立法层面对此作回应,因而,将(网络)诽谤(或许还有侮辱)案件的诉权配置作为整个刑事诉讼中的特例这种设想的可行性或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与斟酌。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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