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目的论
中国政法大学2003级刑法学专业 李英伟
摘要：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乃至刑法总则原理部分十分重要的问题，它贯穿于刑罚创制、 适用与执行的 整个过程，对于刑事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又是理论上最富争议的课题之一，因此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
一、刑罚的定义和意义
1定义，刑罚作为实现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是一种强制方法，它本身并无任何目的，这里我们所说的刑罚目的，是统治阶级发动刑罚主观上所希望达到的 结果，是一种以观念形态存在的主观追求，这就决定了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但具体到刑罚目的的定义，我国刑法学者又大体上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最狭义的刑罚目的说，认为是国家对犯罪适用刑罚的目的，即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所期望达到的结果[1]；中义的刑罚目的说，即制定和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的[2]；广义的刑罚目的说，认为刑罚目的应包括刑事活动的所有阶段，不应仅局限于适用阶段，实际上是国家通过创制、适用与执行刑罚所期望达到的预期理想之结果[3]。这三点观点在统治阶级主观期望性这一点上是统一的，不同是的对它外延的界定，显而易见，广义刑罚目的说最为全面，刑罚目的是反映 在刑事活动每一个阶段的，而在整个刑罚运行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统治者所要达到的目的，直到最终实现，而不能把它人为分割，限制在某一阶段，因此笔者更同意第三种观点。
2意义，刑罚目的对整个刑罚的运行有重要意义，表现有：（1）刑罚目的制约着刑事立法，是 刑事立法指导思想之一，刑罚目的一经确定，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刑罚体系，作为其赖以实现的手段。（2）刑罚目的决定着刑罚的适用，直接影响着刑罚裁量的结果，审判人员在刑种、刑期及量刑幅度的选择上，都受它的影响。（3）刑罚目的指导刑罚的执行，刑罚的 执行是刑事责任得以最终落实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关键所在，只有行刑的方式、内容、制度等一系列环节都与刑罚目的相符合，行刑的效果才能更好。
二、西方刑罚目的论学说及初步评析
一般认为，一部西方刑罚学说史就是报应刑与功利刑论理历时久远的对立纷争的历史，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在很早就已开始，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在本文，笔者将分别探讨刑罚目的的报应刑论和功利刑论。
1、报应刑论，报应是指对某一事物的报答或反映，在刑罚理论中，报应是指刑罚作为犯罪的一种回报补偿的性质以及对此的追求。报应刑论将刑罚目的理解为对犯罪的报应，又称绝对主义。其基本含义是，刑罚是针对恶行的恶报，恶报的内容必须是恶害，恶报必须与恶行相均衡。“因为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报应刑刑罚理论的经典表述。具体而言，正义是报应刑正当化的根据，报应作为刑罚目的，对犯罪人适用，是因为他犯了罪，通过惩治犯罪表达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和社会公众心理秩序，而正义是评价某一行为或某一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它往往成为一种行为或一种社会制度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刑罚制度同样也要合乎正义，而报应正是这种刑罚正义的体现，首先，报应要求将刑罚惩罚的 对象限于犯罪人，而不能适用于没有犯罪的人，既有罪必罚，无罪不罚，因而，报应限制了刑罚适用范围，这是报应刑质的要求；其次，报应还要求将 刑罚惩罚的程度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程度相均衡，对犯罪人施加刑罚不得超过犯罪的严重性程度，即重罪重罚 ，轻罪轻罚，罚当其罪。因而报应又限制了刑罚的适用程度，这是报应刑量的要求。西方早期所主张的报应刑论和野蛮的血腥同害报复是有本质不同的。伦理常识为报应刑提供了观念基础 ，报应作为一种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要求的常识，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深入人心，伦理和常识是一种社会通识或共识，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为报应提供了社会支持[4]。
报应作为一个古老的观念，作为刑罚目的经历了从神意报应到道德报应到法律报应再到规范报应得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尽管各种报应刑论之间存在理论差异，但贯彻始终的是报应的基本精神，即根据已然之罪确定刑罚及其惩罚程度，追求罪行之间的对等性，下面分别论之。
（1）神意报应论，在经过古代残酷的同态复仇之后发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近代最早的一种报应刑理论，认为神是正义的象征，神意就是正义，犯罪是违法神意，应当受到神的惩罚，国家是神的代表者，神授予了国家以刑罚权，国家对犯罪的刑罚是根据代表正义的神的意志而实施的报应。德国学者约尔克是近代神意报应论的代表，该学说借助虚幻的神来证明刑罚的正当性，将刑罚与宗教混为一谈，是在当时科学不发达，人们比较愚昧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2）道德报应论，认为社会的道德观念是正义之所在，人类社会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经久不变的，应当无条件遵守的道德原则即绝对命令，犯罪是作为自由意志的人实施的违反这一理性的绝对命令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以康德为代表，他指出，任何人犯罪都必须受到惩罚，这是公正的要求，如果犯了罪可以免受公正的惩罚，导致公正和正义沉沦，那么人类就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刑罚是针对犯罪人因犯罪 而引起的道义责任所施加的惩罚和报应，是 理性的当然要求，这就是刑罚的目的。康德报应刑是根据平等原则来实现刑罚的公正，即“以牙还牙”，他认为，这是支配公共法庭的唯一原则，但“以牙还牙”不是绝对严格的，不是非同害报复不可，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用法律替换品或代替物来满足正义的原则，但一定要注意刑罚与犯罪之间做到质与量的平等，而不仅仅是量的平等，对这种平等，只能由法官的认识来决定，只有法院的判决才能作为对一切犯人内在邪恶轻重的宣判。
（3）法律报应论，根据犯罪客观危害程度实行报应，对犯罪人发动刑罚应以其客观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为基础，法律报应将刑法和道德严格加以区别，认为犯罪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恶，尤其不能把罪过视为犯罪本质，满足于对犯罪的否定的道德评价，而是强调犯罪是在客观上对法秩序的破坏。以黑格尔为代表，他主张，犯罪行为否定了作为绝对定在的法，刑罚则是犯罪对法的否定的再次否定，刑罚本质在于对犯罪的否定和扬弃，通过否定的否定，刑罚才能显示出有效性，正义才能得到体现[5]。刑罚对犯罪的二次否定，这本身正是绝对法观念自身内部存在的一种辩证的逻辑运动，每个人都是它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犯罪是理性的人在自由意志支配下做出的理性选择，刑罚报应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恢复法的原状，也是对犯罪人本人的尊重，是尊重他是理性的存在。刑罚作为一种正义的惩罚应该是等价报应，这种等价，不是以牙还牙的同态报复，而是在种上完全不同的物的内在等同性，根据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和结合社会的不同情况寻求一种真正的价值等同。
（4）规范报应论，是在法律报应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认为犯罪是以刑罚法规为前提的对规范的违反，刑罚则是国家基于要去犯罪人服从规范的权利，而对其否定规范的犯罪行为的否定，和法律报应刑行刑类似[6]。以宾丁为代表。
2、功利刑理论，是与报应刑理论相对的关于刑罚目的另一派非常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又称目的刑、预防刑和相对主义，预防是指对某一事物的预先防范，在刑罚理论中，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实现防止犯罪发生的社会功利效果。基本观点是，刑罚只有在实现一定目的即预防犯罪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因此，在预防犯罪所必要的而且有效的限度内，刑罚才是正当的，“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预防刑罚理念的经典表述。预防同样是一个古老的刑罚理念，预防观念经历了从惩罚威慑到教育矫正的演进过程，
作为一种预防刑罚理论，存在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之分。尽管各种预防刑论之间存在差异，但整体上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根据未然之罪确定刑罚及其惩罚程度。无论刑罚对已然之罪的事后报应多么公正，都不可能改变犯罪行为已经发生这一事实，也不可能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恶害或者恢复犯罪行为发生前的原状，因而着眼于恶害程度的刑罚报应论总是被动、消极的乃至徒劳的。如果说报应刑关注的是正义，那么预防刑则关注的是功利，功利是作为评价某一行为或某一社会制度价值标准而使用的，根据功利原理，统治阶级之所以发动刑罚，是因为它所蕴涵的剥夺或限制能够造成痛苦，使之成为犯罪的阻力，实现预防犯罪产生的结果，刑罚目的如果离开预防犯罪，那么它就是盲目的，缺乏存在的正当性。具体而言，功利形（预防刑）论又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1)特殊预防，又称个别预防，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期间内丧失再犯能力。特殊预防是针对犯罪个体实施，目的为了防止他再次犯罪，它最初是通过对犯罪人肉体残害等野蛮的惩罚与威慑来实现的，但随着刑罚人道主义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以教育矫正为基础的近代个别预防产生，其所持观点是犯罪既非犯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也不是天生固有而是不良社会环境的产物，国家不应惩罚作为社会环境牺牲品的犯罪人，而应用刑罚来教育矫正和改造他们，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使其尽快回归社会。近代以来，以教育刑和改善刑为基础的特殊预防是主流，以前的以严刑酷法为基础的特殊预防，旨在消灭犯罪人人身的理念各国统治者逐步抛弃。代表人物有李斯特、菲利等，如菲利主张针对不同的类型的犯罪人 实施不同的刑罚措施，以此来达到更好的特殊预防目的，对生来犯罪人和不能改造的习惯犯罪人适用隔离处分，对可能改造的习惯犯罪人和偶然犯罪人适用治疗、矫正处分，对激情犯给予损害赔偿处分，对行刑终了仍有危险性的人和虽未犯罪但有犯罪倾向的人预先采取防卫措施。李斯特主张对机会犯以惩戒手段为主，对可能改善的情况犯应当进行矫正、治疗和感化，对不可能改善的情况犯则进行长期或终身隔离，来达到防卫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
（2）一般预防论，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对社会上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产生警戒作用，阻止他们犯罪，一般预防 的核心是威吓，借助于刑罚的惩罚性对社会成员产生的一种威慑阻吓的效应。刑罚自其产生一始，就是恐怖的象征，即使在当代教育刑勃兴，刑罚的执行以教育改造为主，但其与生俱来的惩罚性，仍会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巨大的影响。以贝卡里亚、费尔巴哈为代表，贝卡里亚认为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残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应当使人们认识到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即有罪必有刑罚，才能有效的预防犯罪，如果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他同时指出，刑罚的及时性问题，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公正和有益，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而避免去实施犯罪。而费尔巴哈心理强制说更为著名，他认为，人类都具有求乐避苦的本性，犯罪也是犯罪人在求乐避苦的本性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预防犯罪的根本方法，就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犯罪与刑罚，使人们知道实行犯罪后所受的惩罚与痛苦，要大于他实施犯罪所得到的快乐，这样就能够在心理上强制个人抑制自己求乐避苦本能冲动，防止犯罪行为发生。
在刑罚目的的报应刑与预防刑世代对立争议的同时，在其夹缝中，逐渐产生了第三种学说。即刑罚目的一体论，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刑罚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恶又恶报的正义要求，同时也必须是防止犯罪所必须且有效的，应当在报应刑范围内，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目的，“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一体论刑罚目的理论的经典表述[7]，其基本观点是：报应与功利都是刑罚赖以生存的根据，因此刑罚既回顾已然的犯罪，也前瞻未然的犯罪，对于已然的犯罪，刑罚以报应为目的，对于未然的犯罪，刑罚以预防为目的，在预防未然的犯罪上，刑罚的目的既包括防止犯罪人再犯的个别预防，也包括防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的一般预防。不同的一体论者既因主张报应与功利都不是对刑罚正当根据的完整解说，而有别于纯粹的报应论与单纯的功利论，又因相互之间在报应与功利为什么应当统一以及应该如何统一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而又形成了各种不同学说，大体上可分为“赫希模式”、“奎顿模式”、“帕克模式”等九种，在此笔者不再详细论述。
初步评析：通过对西方刑罚目的的报应论、功利论以及一体论的研究，可以看出，三者既是对刑罚目的本身侧重点的争论，又是针对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形成的争论，报应刑从刑罚的正义性，目的刑从刑罚的功利性（或称有效性）分别作了不同的回答。它们都是从一个说明刑罚正当化根据，这也是受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个人为本位，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报应刑正是从犯罪人个人角度来说明的刑罚目的，罪责自负。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带来，国家对社会生活干预调整加强，以社会为本位的目的刑罚论兴起，主张从社会角度出发，刑罚应被用于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一种法学流派和思想的产生都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另外报应刑和功利刑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有的报应刑论者也承认刑罚的预防性，反之亦然，但当涉及到基本立场时，对立便尖锐起来。
由于前两种学说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因而不能很好的解决所有问题，于是刑罚目的一体论便应运而生，一体论综合了两派的学说的优点，更加科学和全面，但他们又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报应和功利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引发了新的一轮纷争。
三、我国关于刑罚目的学说史、争论及初步评析
由于刑罚目的理论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国刑法学者历来重视这一问题的探索。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就开始了第一轮对刑罚目的比较集中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规模较小，1957年前后，曾先后发表了7篇关于本问题的论文，当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1）惩罚说。认为刑罚既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惩罚是刑罚的本质属性，适用刑罚的目的就在于使犯罪分子的自由和权力受到剥夺，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犯罪发生。2）改造说。认为我们对犯罪判处刑罚，既不是为了追求报复的目的，也不是将惩罚作为目的，而是通过对犯罪分子惩罚这种手段，达到改造犯罪人，使其重新作人目的。3）预防说。认为刑罚固然具有惩罚属性，但是适用刑罚惩罚犯罪人，使其受到痛苦并不是我们目的，而应该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8]。文革时期，各种学术研究遭到破坏，发展缓慢。文革结束后，对刑罚目的的研究又开始更加深入的探讨，大量的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其中不乏精品力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并展开了两次大的争论，一是关于刑罚目的的层次论与预防论之争，一是关于刑罚是否具有惩罚目的之争。出现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对刑罚目的理论的深入发展，归纳起来，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教育改造说，认为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人，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同时，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应绝对排斥旧时代的报应、威吓观念，惩罚只是手段，刑罚目的只能是通过惩罚和制裁犯罪人来教育改造他们，二是惩罚改造说，认为刑罚具有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同时又具有惩罚犯罪人的目的，因为对少数犯罪人适用刑罚不能不部分的以惩罚和报复为目的[9]，三是双重预防目的说，认为我国刑罚目的分为针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和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 [10]，四是刑罚功能充分发挥说，认为刑罚目的是追求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即最大限度的预防犯罪 [11]，五是直接目的与终极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是惩罚、威慑、改造、安抚、教育，终极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2]，六是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包括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威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不稳定分子，抑制犯罪意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13]，七是直接目的、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包括特殊预防、一般预防和教育鼓舞公民遵守法律、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间接目的是堵塞漏洞、铲除诱发犯罪的外部条件，根本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14]。在此笔者只是列举了部分教材和专著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至于在各种学术论文和期刊中，关于刑罚目的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是繁荣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上述关于刑罚目的的论断，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阐述的，都有其真理的一面，当然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所以在这里，我觉的不适宜用正确与否来界定，而只能说哪一种更加合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界一直提倡的方针，这也有利的促进了理论的前进，只要我国在刑事法典中未明确规定我国刑罚目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一直会继续下去，就像我国刑法的目的一样，已经为我国刑法典明文规定，所以就不会出现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的争论。
综观上述八种观点，大体上是对50年代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完善，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预防论，结合教育和改造的手段，并为超出我国传统的关于刑罚论研究的框架，许多学说只不是原来的理论的一些重新整合，并无太多有创新性的学说问世。而且在我们所使用的各种权威的教科书中，大多数对本问题的论述内容和篇幅都较少，而且基本上都是预防论，可见作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教材，专家们都不想冒失的在这个极富争议的论题上投放过多的笔墨。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最大的成果是层次论的提出，即两层次和后来的三层次论，把刑罚目的界定为直接目的、根本目的和直接、间接和根本目的。我国刑罚目的不仅是多方面的，而目的与目的之间还有一定的层次性，是层层推进的关系，运用层次论来描述刑罚目的，使得这一体系更加科学化和严密化，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三层次的刑罚目的论。
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内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现有水平上，不要只在刑罚目的深度上下功夫，也要在广度上挖掘。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向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提出了一些十分前沿的学说，虽然其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不失对刑罚目的理论的一种创新和大胆的有益的探索。如将报应刑引入我国刑罚目的理论，一般预防不应作为我国刑罚目的等。我国刑法专家陈兴良教授提出了刑罚目的二元论，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笔者认为，这也标志着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理论的研究冲出了传统的思维禁锢和定势，摆脱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二元论基本观点是刑罚目的是报应和预防的统一，报应作为刑罚目的，是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因为他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通过惩治犯罪来满足社会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报应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正义原则；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指对犯罪人之所以适用刑罚，是为了预防犯罪，通过惩治犯罪实现社会功利观念，维护法律秩序，预防体现刑罚目的的效率原则，报应和预防虽然在蕴含上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仍然存在相通之处，报应强调刑罚正义性，反对为追求刑罚的功利目的而违反刑罚正义性，但在不违反刑罚正义性的情况下，可以兼容预防的思想，反之亦然。我们追求的应当是公正的功利，其次，他又指出报应与预防如何统一问题，主张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即以报应限制预防，在报应限度内的预防才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正义的，超出报应限度的预防尽管具有功利性但缺乏正义性，而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两者又应该有不同的侧重[15]。另外，有学者对我国传统刑罚目的论中的一般预防原则提出质疑，认为一般预防不应作为刑罚目的，把它作为刑罚目的，不仅违反的公正这一刑罚首要的价值追求和保障人权的刑法机能，而且不符合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与报应之间的逻辑关系，继而提出一般预防作为报应刑的副产品，是报应的下位概念，将我国刑罚目的界定为报应与特殊预防的统一，在偏重特殊预防的基础上，兼顾报应的要求[16]。这些新的刑罚目的理念的提出，正如一切新创立的理论一样，必然要经受来自理论和实践的严峻考验。对于刑罚目的二元论，是对于西方的刑罚目的一体论的批判的继承，将刑罚的报应目的和预防目的有机结合起来，是比较科学的，而对于作者打破隔阂，将传统刑罚理论视为剥削阶级社会特有的报应引入进来的勇气，感到钦佩。但笔者认为，在处理报应和预防的关系时，不能够一刀切，即一概主张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即以报应限制预防。这样未免有失偏颇，在如何处理报应与预防如何统一问题上，应根据国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考虑，适时的予以变化，在犯罪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就应该侧重预防为主，牺牲一些报应的正义，否则就不能很好的解释我国的严打、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因为在我国，法律包括刑罚都是为保护最广大人民利益来服务的，刑罚目的的价值取向也要受到统治者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观追求选择的影响。对笔者对于第二种学说提出的将一般预防排除在我国刑罚目的之外的观点却不能苟同，报应刑理念体现的是有罪必罚和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过重和过轻的刑罚都不能体现公正的要求，也不能起到最佳的一般预防效果，一般预防的实现不仅要通过包应为载体，也要以特殊预防为途径，而它同时也反作用于报应和特殊预防，因此报应和一般预防无论在对象、意义和起作用的方式、途径上都是不同的，二者相互制约，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一般预防决不是作为报应的下位概念而出现的，把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是必要的，否则，只能使我国刑罚理论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和动荡中，那种对社会公众进行一般预防，就必须把犯罪人作为预防他人犯罪工具而不是司法惩罚目的本身，即功利和公正不可兼得的观点是错误的。二者作用是从不同途径来完成的，不是有我就无他的关系，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情况，但不具有普遍意义。事实证明，正是在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进行公正的报应后，才能对社会公众起到更好的一般预防作用，从整体上维持着刑罚公正和功利的一种动态平衡。
三、也谈我国刑罚是否具有惩罚目的？
刑罚是否具有惩罚目的，是我国刑法学界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一直争论至今的还没有定论的问题。在大部分教科书中，我们依然见不到惩罚作为行为目的的表述，可见，虽然纷争的这么多年，受多种客观条件之影响，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无惩罚目的说。在80年代我国理论界曾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在今天的关于刑罚目的理论研究中，我们仍然时有发现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综合起来，肯定刑罚作为刑罚目的肯定说理由有：
1惩罚是刑罚的目的，并不是说刑罚属性就是刑罚目的，当惩罚作为刑罚属性时，是表明刑罚具有惩罚的作用，而当惩罚作为刑罚目的时，表明国家通过对犯罪分子发动刑罚活动，以求得这种作用的发生——使其受到惩罚。可见惩罚这一概念在分别表示刑罚属性和目的时，内涵是不同的，前者指对于刑罚属性的理解，是刑罚属性的表现，是刑罚本身所固有的，而后者是对适用刑罚所追求的结果的一种表达，它必须通过国家运行刑罚具体活动来实现。
2 惩罚是刑罚的本质属性，并不等于说惩罚就是刑罚，刑罚是惩罚犯罪的手段，也就是说刑罚只是惩罚的方法之一，那么用刑罚的手段来达到惩罚的目的就无可非议了。
3根据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惩罚既然可以作为适用刑罚的手段，也同样可以成为适用刑罚的目的，只是他们所处的层次或阶段不同而已，对于预防犯罪来说，它是手段，它表明国家通过惩罚犯罪来达到上述目的，而对于国家适用刑罚这一具体活动而言，它显然又是目的，它表明了国家进行这种活动时所追求的直接结果，可见，认为刑罚具有惩罚目的，在哲学上和逻辑上，都不存在矛盾。
反对把惩罚作为我国刑罚目的的否定说的根据有：
1 惩罚是刑罚所具有的一种属性，对于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当然就意味着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决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的，
2我们适用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最终消灭犯罪，刑罚的惩罚、威慑、教育、改造作用，仅仅是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不能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
3把惩罚作为刑罚目的，实际上是主张为了惩罚而惩罚，势必导致和助长惩办主义和报复主义，从而陷进剥削阶级报复刑主义的泥潭。
近几年，否定说的论据没有太多变化，但肯定说又在实践上寻找其立论的根据。我国三部最重要的刑事法律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都在第一条规定了各自的目的，其中都明确指出了惩罚犯罪或惩罚罪犯，虽然这一目的是刑事法律的目的而不是刑罚目的，但是，刑罚目的是包含在刑事法律目的之中并受其指导，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明我国刑罚的惩罚目的，另外，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大量的死刑条款，如果仅从预防角度来解释是说不通的。
笔者目前更同意上述肯定说观点，正如现代犯罪学创始人加罗法洛指出，如果刑罚全然失去了惩罚的目的，如果刑罚有的只是教育、改造甚至治疗的目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当罪犯没有受到身体上的痛苦，其犯罪所获得唯一后果却是免费受教育的权利时，刑罚存在还有何意义。手段也好，属性也罢，与惩罚作为刑罚目的并不矛盾，笔者认为，对犯罪分子施加刑罚，追求的惩罚的目的是刑罚这一剥夺载体的应有之义，其它一切刑罚目的包括教育、改造、预防都是在对犯罪分子追求惩罚这一首要前提上进行的。即使统治者不承认，或没有意识到，但在事实上，惩罚作为刑罚的目的内容一直在运行着，其实刑罚目的受刑罚属性的制约，刑罚属性所包括的目的性因素完全能够成为刑罚目的。之所以有许多学者否认刑罚具有惩罚目的，是出于承认它将有损于我国刑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善良本意，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今这种思维定势影响还很大。但对我们纯学术性的研究，就要正视这一事实。
参考书目：
[1][14]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535-540
[2]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64页
[3][10]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92,294-295
[4][15]陈兴良：刑罚目的新论，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5]张绍谦：黑格尔刑罚学说初探，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6]转引自梁根林：非刑罚化－当代刑罚改革主题，载现代法学2000年12期
[7]张明楷：新刑法与并合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8][17]高铭喧主编：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30-31,146-150
青岛市城市规划条例
山东省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青岛市城市规划条例
(2000年11月17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地制定城市规划，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障城市规划的实施，依法建设城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促进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保障国家与社会公众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坚持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
第四条 城市规划应当依法制定，未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更改或者废止。
第五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城市规划管理。
第六条 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实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管理验收合格证制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重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实行竞选、专家评审和公众参与制度。
第七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城市规划工作，负责青岛市城市规划区内规划的统一管理工作，其派出机构依照规定的权限负责辖区内规划的管理工作。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未设派出机构的区和县级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城市规划委员会，对重要的城市规划进行审议，其审议意见作为市人民政府决策的依据。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每年组织检查城市规划的实施情况，并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城市规划实施的有关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第十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批事项的内容、条件、办理程序和时限公示，接受监督。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有对城市规划的编制提出建议并对城市规划的实施进行监督的权利。
第二章 城市规划编制与审批
第十二条 青岛市城市规划编制分为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三个阶段。各县级市、建制镇城市规划编制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详细规划可以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十三条 编制下阶段的城市规划，应当以上阶段的城市规划为依据。单独编制的各项专业规划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十四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以国家和省颁布的城市规划技术规范及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本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为主要技术依据。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采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城市勘察、测量资料。编制城市规划所必需的基础资料，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提供。
第十五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运用城市设计的方法，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人文因素、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城市空间环境作出统一规划，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城市景观艺术水平。
第十六条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根据城市发展战略确定的城市性质、发展目标和发展规模，对城镇发展体系、城市规划区内的城市发展形态、功能分区、城市建设用地布局、交通运输系统及全市性基础设施的布局、环境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保护以及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等进行总体部署，并确定各项专业规划的基本框架。
第十七条 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按规定的程序报批。县级市城市总体规划由该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按规定的程序报批。经批准的县级市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青岛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建制镇总体规划，应当纳入编制分区规划的范围，由所在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青岛市人民政府审批。其他区域的建制镇总体规划，由所在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后，报县级市人民政府审批。经批准的建制镇总体规划应当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青岛市城市分区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区人民政府按分工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按规定权限由市或者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审批。修建性详细规划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也可以由建设单位根据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设计条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编制。重要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按规定权限由市或者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审批，其他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单独编制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等，按有关规定审批。有关主管部门编制的各项专业规划，由同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协调后，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下列规划，应当经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一)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青岛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三)各项专业规划；(四)其他重要规划。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审议前款所列的各项规划前，应当将规划内容公开展示，并通过专家咨询、座谈会、听证会或者论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应当公布，公众可以对其查询。
第二十三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市城市规划设计资质实行统一管理。从事规划设计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等级的城市规划设计资质。
第三章 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第二十四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使用土地的，应当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并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办理程序，按国家、省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四十日内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经审核不同意的，给予书面答复。
第二十六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应当符合城市规划。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必须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出让地段的规划设计条件及附图后，方可出让。受让方应当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受让方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权属证明手续。国有土地使用权符合法定转让条件进行转让的，受让方应当执行原出让合同中规定的规划设计条件，并由受让方持转让合同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换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当附有原出让合同中的各项规划要求及附图，原出让合同中的规划设计条件不得擅自变更。
第二十七条 需要改变原用地性质进行建设的，应当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重新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审批手续后，按规定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八条 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用地和专业用地，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其用途和在用地内设置各种设施。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高压供电走廊和占压地下管线进行建设。
第二十九条 在实施城市规划过程中，根据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需要调整用地的，应当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调整用地所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
第四章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第三十条 一切新建、扩建、改建、翻修建设工程(包括地上、地下和水域的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并取得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开工和占用、开挖道路及移栽、砍伐树木等施工手续。
第三十一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城市规划的要求和标准，审查建设工程设计，严格控制建设项目的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间距、容积率、建筑后退用地界线和规划道路红线等。建设工程按照规定配建的绿地、停车场（库）、无障碍设施、道路管线、消防、环
境保护、环境卫生和夜景亮化等公共设施，应当与建设工程统一设计、同步建设、同时交付使用，不得改作它用。在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用地以及住宅区内，新建各类工程管线应当地下敷设；现有的架空管线，应当结合新的管线工程建设转入地下，同类管线应当合并。地下管线的布置应当符合有关规划和规范的要求。修建道路、桥梁时，有关市政管线设施应当按规划同步施工。
第三十二条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城市规划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和有关规范进行建设工程设计。建设、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附图进行建设和施工，全面完成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各项建设。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经批准的设计文件；确需变更的，必须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三条 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地下文物古迹、各种工程管线、测量标志等，应当立即停止施工，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并及时报告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
第三十四条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需要拆除的，应当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定的拆迁范围内，按规定应当拆除的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验线前应当全部拆除；需要暂时保留或者作临时施工用房的，应当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限期保留使用，到期自行拆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道路、管线的使用性质。确需变更的，应当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变更。
第三十五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批准的建设工程进行全过程规划管理。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办理了开工手续的建设工程，应当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验线后方可建设。建设工程竣工，应当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规划管理验收。验收合格后，发给建设工程规划管理验收合格证。建设工程在规划管理验收前，必须拆除全部临时建筑，并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竣工测量。对未经规划管理验收或者虽经规划管理验收但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管理验收合格证的建设工程，有关部门不予办理产权登记、营业执照等手续。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按照规定向城市建设档案馆或者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建设工程竣工资料和测量资料。
第三十六条 临时建筑只能修建不超过两层且总高度不超过七米的简易建筑物。提倡设置可移动式的临时建筑。
第三十七条 建筑物的使用应当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的使用性质。需要变更建筑物使用性质的，应当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办理有关手续，申请重新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
第三十八条 建筑立面和屋面以及围墙、建筑小品、各类构筑物的外装修设计及装饰材料和色彩的选用，应当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三十九条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建筑物，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立面形式或者在建筑立面重新开设门、窗、洞等，确需改变的，应当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条 在城市风貌保护区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城市风貌保护的有关规定。在风景名胜区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要求。在近海海域和毗连的相关陆域、岛屿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海岸带规划和功能区划要求。在其他特定区域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占用土地的，占用的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退回。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或者土地使用权权属证明的，其批准文件或者权属证明无效，并由上级主管部门追究批准人的行政责任。擅自改变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定的用地位置、面积或者使用性质的，或者非法转让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并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公告。
第四十二条 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的建筑物使用性质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改变使用性质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擅自改变建筑立面形式或者在建筑立面开设门、窗、洞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或者未经验线开工建设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停止建设活动；拒不停止的，作出决定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查封其施工设施和建筑材料，并会同有关部门拆除其续建部分，拆除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四十五条 对造成违法建设的设计、施工单位，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以下规定处理：（一）设计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设计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二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照规定的权限降低其资质等级或者取消其规划设计资格；（二）施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按照《青岛市城市建筑规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六条 拒绝、阻碍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监督检查机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应予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违反规划管理的规定审批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一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
